中国历代帝王能成其霸业者，身边必附有一大群能人异士，这些人或与帝王运筹帷幄于帐中，或运粮安政于幕后，或冲锋陷阵于前线，可谓有定鼎之功。但历史的怪圈在于，这些人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后却往往是对新政权最大的威胁。因此，历代皇朝的开国之君都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该如何处置这些昔日的伙伴？面对这个难题，西汉的刘邦与东汉的刘秀给出了不同的方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才使他们做出了这样完全不同的决定？

一、弓藏狗烹

汉十年，淮阴侯韩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走进了长乐宫。在这里，他迎来了自己的死亡。他一踏入宫殿，便被武士所执，吕后漠然而又倨傲地宣布了关于他的判决书。《史记》中记载韩信是被“斩之于乐锺室”，具体的死法并没有记载，民间一直有刘邦对韩信“三不杀”的承诺，相传韩信是被宫女用棍子击打而死，也有说是被宫女用竹子插死。这些说法都不见正史，只供人们饭后闲谈。

在这之前，刘邦已经流露出了对韩信的猜忌之心，将韩信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并幽禁于京城。韩信的结局在西汉初年并不是个例，在刘邦的清洗名单上也不仅仅只有韩信一个人的名字。

在韩信被杀的同年，陈豨反于代地。刘邦震怒并亲自率军前去平叛，在经过邯郸的时候向当时的梁王彭越征兵，彭越称病拒见刘邦，这一举动让刘邦心生疑窦。恰好彭越有一个手下跑到刘邦那告密，宣称彭越将反。刘邦顺水推舟，让人逮捕彭越并将他贬为了庶人，发往蜀地。

如果彭越随遇而安老老实实地去蜀地，而不是选择向吕后诉苦，他或许还不会落得和韩信一个下场。可是彭越偏偏碰上了吕后，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怕彭越卷土重来，遂再次诬陷彭越谋反，将他剁成了肉酱分给了群臣，这样的死法比上韩信都惨烈几分。

当彭越的肉酱被使者送到黥布案上时，这位曾经冲锋陷阵的豪杰也不由得浑身战栗，韩信和彭越的前车之鉴，让黥布觉得自己的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利剑。于是他暗地里集结部队，以防不测。恰好一个叫贲赫的人跑到长安告发黥布谋反。当时有人分析黥布的行为是：“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这样的分析是十分贴合黥布的心理状态的。

当刘邦率军和黥布对峙时，刘邦还假惺惺地问了一句：“何苦而反？”黥布也并不矫揉造作，直接回了一句：“欲为帝耳！”但是结局却是黥布初战不利败走江南，刘邦设计将黥布引诱到鄱阳并在此诛杀了黥布。

刘邦愈到晚年，对这些开国功臣就愈发不放心。韩信、彭越、黥布被诛之后，剩下的异姓王韩王信和燕王卢绾也相继遭到猜忌，并逃往匈奴。其中卢绾还是刘邦的少年同伴，二人相识多年，多年的情谊最终还是输给了权力斗争。

西汉的其他开国功臣，诸如樊哙等都曾受到刘邦的猜忌，刘邦命陈平前去诛杀樊哙，而樊哙是吕后的妹夫，陈平惧怕吕后会有所报复才迟迟没有下手。等刘邦驾崩的时候，大部分开国功臣死的死，逃的逃，尤其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异姓王也几乎被剪除殆尽。

当刘邦晚年回到家乡后，与父老乡亲饮酒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虽短，但苍劲豪迈，最后一句明显是刘邦明知故问，为什么会没有猛士镇守四方，刘邦比谁都清楚。

二、将上云台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汉明帝追怀往昔，想起昔日帮助汉光武帝刘秀问鼎江山的勋臣旧将们，于是命人在洛阳南宫云台阁画了二十位将领的画像，供后人景仰。一边是云台阁内的香火供奉，一边是韩信、彭越、黥布临死前绝望的哀叹，两朝之差别，不言而喻。

《东观汉纪》载东汉开国之初：“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这样一个多以武人居多的庞大功勋集团，他们从战争中走来，很擅长摧毁推翻一个旧政权，但是很显然建设一个新政权并不是他们的能事。自古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天下太平之后，文武各站一端的天平便倾向了文臣一方。更何况，如此庞大的功勋集团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

因此，刘秀在建立东汉之后采取了“进文臣而退功臣”的策略。刘秀大肆招揽文臣为自己的新政权服务。而为了抑制功臣的势力，刘秀对这些功臣集团大肆封赏，刘秀曾于建元前后和建武十三年两次大肆封赏功臣，《东观汉纪》中所载就很直观地体现了这一点。

但刘秀的封赏并不是没有目的的盲目封赏，而是寓贬于褒，在建武十三年的封赏中，位居云台二十八将的邓禹却未增一邑，对于其他功臣，刘秀也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法，对于那些没有去官任职的旧臣封赏很少甚至不予以封赏，但已经去官赋闲的旧臣却给予很高的封赏，就是要暗示这些勋臣自己退出权力圈。

当时有一个叫贾复的将领，他位居云台二十八将第三，但是他的战功在前七名中是最少的。在建武十三年的封赏中，贾复的食邑也远远超过其他人，原因就在于贾复“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于是很识趣地辞官归家了。刘秀称赞贾复“贾君之功，我自知之”，贾复的功劳不仅仅在于战功，还在于不恋栈权位，能够给其他的旧勋做一个表率。

除了在爵位上给予勋臣极高的封赏，刘秀还赐给这些勋臣大量的钱币、珍宝、府邸、服饰、车马。例如刘秀对卓茂的奖赏就是“封（卓茂）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当远方有珍宝上贡时，刘秀也是“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可见，刘秀对这些勋臣宠遇优渥。当勋臣中有人去世时，刘秀往往也会亲自前往凭吊，卓茂死后，刘秀就赐棺椁墓地，并亲往送葬。

刘秀对这些曾经追随他的勋臣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王夫之评论说：“光武之于功臣，恩之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损。”

刘秀试图以高爵厚禄来打消这些勋臣进入管理层的念头，在“进文臣退功臣”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功臣都淡出了权力圈，相率“剽甲兵、敦儒术”。但这并不表明刘秀完全抛弃了这个功臣集团，一旦国家遭遇多事之秋，刘秀还是会召见他们商量对策，“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筹策”。

这表明虽然东汉功臣集团逐渐淡出了权力的核心，但依然在权力的边缘徘徊，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东汉初年正式机构外的补充。

三、原因何在？

同样是开国勋臣集团，为何西汉与东汉的勋臣集团下场迥然不同？有人将此归为刘邦与刘秀个人性格上的差异，认为刘邦本是市侩小人，心胸自然狭隘。但这只是最表象的一个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得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历史形势中去获得。

西汉建立之初去秦不远，当时的人们依旧十分怀念列国并列的情形，项羽灭秦之后恢复六国故土即是一例，而刘邦本人对分封制本身并不反感。但是秦朝建立之后，专制皇权毕竟是进入到了历史的视野之中，刘邦既然尝到了专制皇权的甜头，自然而然会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刘邦反感的并不是分封制，相反在刘邦看来分封制乃是维护刘姓江山的大好举措，他反感的是那些随时有可能并且有能力颠覆他的异姓王。

刘邦在西汉分封异姓诸王也是迫不得已之事，为了消灭项羽，刘邦不得不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承诺，但是专制皇权下的政治生态无法容忍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因此，这些异姓王起初就以一种变态的身份参与到了皇帝的权力分配圈内。在西汉起初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中，这些异姓王和勋臣一开始就占据了最高等的位置，使得刘邦无法再用以进为退的方法使其离开这个权力结构，唯有将其彻底消灭。

总而言之，西汉大量以异姓王为代表的勋臣集团的出现是在西汉初年去秦不久和楚汉争霸战争的特殊历史产物，他们一开始就以最高的姿态占据了西汉权力结构中的较高地位，但是专制皇权的出现令他们并不能稳坐钓鱼台，再加上刘邦个人的性格原因，西汉开国功臣才落了个如此下场。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此时去秦已久，自从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之后，裂土封王的思想已经黯淡了不少，因此刘秀并不需要作出这样的承诺，也为东汉建立之后消除了隐患。最重要的是，这些勋臣以相对较低的姿态参与到了东汉初年的权力分配之中，使得他们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还有回旋的余地，并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再加上刘秀的性格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以进为退，寓贬为褒，化解了一场血雨腥风。

东汉开国功臣集团背后所代表的豪强地主集团也是刘秀不敢效仿刘邦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是依靠众多的豪强地主建立起来的，纵然刘秀不想让这些功臣集团进入权力中心，也不会肆意屠杀这些功臣，不然很容易就会遭受这些豪强地主势力的反噬。

刘邦与刘秀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化解了自己所面临的难题，但是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皇权的专制统治。若要论哪种手段更为高明，自然不能将二者剥离出历史的具体情境，尽管在这其中个人的性格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文史君说

刘邦与刘秀的事例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联想到明太祖朱元璋和宋太祖赵匡胤，一个大肆屠杀功臣，一个杯酒释兵权。历史的延续性经常驱使我们将这些相似的问题摆在一起来思考，但是倘若将这些问题剥离出具体的历史条件，就很容易陷入主观的喜爱厌恶的批判之中，一叶之障目而不见泰山。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兰青青：《论司马迁笔下西汉前期功臣人物及其命运》，重庆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赵瑞军：《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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