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召兵接到队长的信息，让他去配送一个特殊的单子。“我一看这买的东西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的单子，买的东西是排骨、西红柿、茄子、小米。我知道化疗的人什么都吃不进，就靠破壁机把所有的营养的东西打得很碎，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买的这些东西。”

文 | 临安

编辑 | 金匝

运营 | 绘萤

一线

在上海，34岁的外卖员曾召兵一度很想回家。

那一天是3月11日，上海市卫健委通报当天的疫情，5人确诊，78人无症状。增长的数字，意味着疫情正在悄然蔓延。曾召兵过年的时候留在上海跑外卖，他很想念家里13岁的儿子，但他打开手机上的购票软件，看了又看，就是下不了决心。从上海去四川遂宁市射洪县，先坐飞机，再倒长途汽车，路费其实一共才几百块，但如果回去，不仅收入中断了，还得让孩子跟着一起隔离。犹豫再三，他还是没能按下购票键。

当时的曾召兵不会想到，这可能是2022年春天他能回家的最后一个窗口期。因为24天后，官方宣布的感染人数从几十人增长到13354人，上海也将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状态。跟他一起卷入这场疫情的，还有2500多万在上海生活的人。某种意义上，当他选择留在这座城市，就注定要和这座城市共同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许多人在默默贡献着力量。人们或许会注意到做核酸筛查的医疗工作者，注意到维持秩序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但少有人想到，在静态管理状态下的上海，是曾召兵这样的外卖小哥们，在维持着这座城市相当一部分的运转。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也在发布会上肯定：“外卖平台骑手是本次全市生活物资保供的重要力量，在保障市民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像血液运送氧气那样，运送人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

但曾召兵还是低估了疫情。很快他就发现，他将要面对的敌人，并不只是奥密克戎。

疲劳是最直接的敌人。疫情之后，曾召兵的工作强度成倍增加了。疫情之前，他通常是送一些餐食，餐厅都是打包好的，他提了就可以走。但现在几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外卖单子全是去超市买各种生活必需品。

现在的上海，许多大型超市已经不允许除了医护人员和外卖员之外的人进入。“但跑超市比之前累太多了，以前一天能跑四五十单，现在去超市取一些米、面、油之类的东西，一天能送十几单就算不错了，这十几单比之前送上百单还累，因为大米动不动就是5斤、10斤，一直要装到摩托车装不下为止。以前可以睡到10点，中午再接单，现在7点就要起床，因为很多人家里没吃的。”他有时候跟同事吐槽：“以后谁也不要叫我逛超市了，我已经逛吐了。”还有一次，到了下午四五点，曾召兵连骑车都在打瞌睡，还好找了个好心的全家便利店店员，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除了劳累，曾召兵需要面对的还有心理上的恐惧。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4月1号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单跑腿订单加了不少钱，但是好半天都没人接，他接了之后发现，这一单是要送到确诊的隔离区里去。

隔离区在上海耀华路，是新建成的房子，急缺生活用品。“客户给他妈妈买了一个电水壶，两个碗，两双筷子，一个勺子，还有一些卫生纸。”

曾召兵进不去，也不敢进去。按照客户的要求，他隔着两米高的围墙把袋子抛到了里面草坪上。成功送到后，客户发来消息：“谢谢你，逆行者，希望你自己也注意防护。”又过了两个小时，客户的妈妈打电话过来，说能不能再帮他们送一点，隔离区里需要生活用品的人还有很多。但是没办法，他不能私下接单。

而这些被隔离的人，还是只能通过外卖软件，继续等待下一个接单的骑手。

▲ 疫情防控要求下，外卖员只能将餐食放在置物架上等候居民自取。图 / 人民视觉

被困

疫情里，需求量最大、买得最多的东西还是米、菜、方便面。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抢购物资，老坛酸菜牛肉面是不买的，货架上还剩很多，但现在，就连老坛酸菜方便面都被抢完了。超市里剩的比较多的是饮料、洗发水之类，一切跟吃有关的东西都很紧缺，比如方便面、自热锅、火腿肠，特别是鸡蛋和菜，很难买得到。

菜价也大幅上涨。以前三根黄瓜几块钱，现在翻了十倍，要二三十块钱。生菜也是一样，两颗，现在也要二十多块。“我是吃不起，所以我很久都没吃到蔬菜了。”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上海，能被骑手接上单的都是幸运的人，许多骑手被隔离，真正能上路跑的只是极少数，曾召兵估计，能有以前的20%就不错了。

在4月6号的一次发布会上，上海官方给出数据，疫情封控期间，每天一共约有1.1万名外卖小哥奔跑在路上。而他们需要服务的对象，是超过2500万生活在上海的人。外部估计，上海日常外卖小哥在8万人左右。订单增加、运力减少，由此可见，人力的紧张到了何种程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时候，曾召兵接单都会看轻重缓急。疫情期间，下订单时写备注的人变多了，大都显得很急迫，有的是“小哥，家里断粮了，帮帮忙”，有的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缺吃的”，还有的是生病了，需要某些药品。

疫情面前，人们发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有一次，曾召兵看到一个单子过了很久都没人接，后来才知道，下单的是个病人，需要黑鱼补身体，但是现在根本买不到黑鱼。“现在上海的超市，别说鱼了，我连鱼鳞都见不到一片。”

▲ 外卖员们在药房为客人买药。图 / 受访者提供

相比普通的物资需求，还有一部分特殊的群体也被围困在疫情之中，比如重大疾病患者，或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心如今年19岁，她是山西晋中人，正在念大学。她的母亲44岁，身患口腔癌，已是晚期，在3月中旬去了上海治病。这原本是一件令全家人都充满希望的事，因为这两年，他们家辗转过几个大城市的医院，只有上海这家愿意收治母亲，没想到，却赶上封控。

她的父母被安排隔离在如家酒店里，母亲的癌症已经转移到颈部淋巴，在颈部上开了一个口子，然后每天往外排脓。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现在还无法住院。心如说，母亲一生受了很多苦，正是因为自己才坚持了下来。后来好不容易又遇到现在的丈夫，现在的丈夫对她很好，一家人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起色，没想到确诊了癌症。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平时哪家亲戚有困难，她都第一个帮助。

心如的母亲一直配合化疗，积极治病，很少喊疼。“我就想的是，能够多守着母亲一天是一天。”母亲需要补充营养，吃东西又只能搅碎食物，再通过管子输送到胃里，但现在他们困在上海，买不到东西，她太想给母亲买点排骨和西红柿了。

上海律师薛龙是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的外婆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而外公腿脚不太方便，本来就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结果遭遇疫情，外婆又断药了。

对很多病人来说，平日里不会想到去囤积处方药，在医院，医生一般也只会开一两个疗程，不会开得太多。现在，薛龙的外婆面临断药的困境。“我妈特别着急，让我赶紧想办法给外婆买药，我先是试了一个叫互联网医院的网上平台，结果发现因为外婆的身份证跟医保卡等问题无法正常开药，那后来就又找了京东大药房，上传了也没什么效果，最后没办法，我找到了一个在浦西的医生开了这个药，但开药是一个问题，送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外婆住在浦东，但是药在浦西，隔了一条江。”

“那一刻我的无力感很强。”薛龙说。

奔跑

在山西念大学的心如，跟在上海治病的父母远隔1300多公里，父母不会用手机，更不会抢菜，只能靠她，但她也好几天没抢到，身患癌症的母亲已经喝了好多天的粥了。

那几天她无心学习，搜的全是上海疫情中怎么能买到菜的信息，最后她看到饿了么的“应急特需”服务，是面向最最要帮助的群体，抱着试试的心态，她发出了信息。

“应急特需”是上海疫情后，考虑到独居老人、孕妇、婴幼儿、残障人士等重点人群的物资、用药急需，饿了么单独辟出一条通道，第一优先级去努力帮到最紧要的需求。每一条紧急需求的响应背后，是客服、商超医药业务、核对审单、配送经理、外卖小哥等平均5人多轮的持续接力。

▲ 饿了么开通“应急特需”通道。图 / 饿了么截图

那一天是3月31号下午，小哥曾召兵接到队长的信息，让他去配送一个特殊的单子。“我一看这买的东西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家属的单子，买的东西是排骨、西红柿、茄子、小米。我知道化疗的人什么都吃不进，就靠破壁机把所有的营养的东西打得很碎，所以我特别理解他买的这些东西。”

队长不知道，曾召兵的父亲就是2018年因为癌症离世的。

他最后悔的事，是在2018年12月，父亲最后的时光，曾问过母亲：“儿子回去没有？”但曾召兵的母亲没有把这话转告给他。按照计划，他打算12月31号回家，因为父亲病了需要钱，他想干到月底，哪知道12月25号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25号早上7点多，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走了，当时我人都快疯掉了。”所以现在，他想尽全力帮助这个陌生人把排骨和西红柿买到，但他找了很多地方，这些东西都断货了。

当时上海正在下雨，他实在没办法，后来听说有个同事在另一家超市里见到了，就让这个同事帮忙代买，他赶紧骑车过去取。

那个超市离他将近7公里，取了单子，再送到客户手里，一来二去一共接近20公里的路。这些菜需要212块钱，他连钱都不愿意收。“我当时想就当做好事了，我回来跟队长一说，队长说那再算他一份，最后我两一人出一半。”饿了么平台知道后，垫付了这笔钱。

▲ 曾召兵辗转于多个超市购买物资。图 / 受访者提供

有的时候曾召兵觉得，是上海改变了他。来上海之前，他是个只顾自己玩得开心的人，“喜欢跟朋友们出去乱玩，攒不下来钱”。但在上海，当了外卖员，他渐渐改变了。他还帮忙灭过火。那是2017年，他送外卖送到上海德州一村，看到一家人晾的棉被着火了。当时现场已经围了十多人，已经有人找来了灭火器，但没人动手。他拿起灭火器就去敲门，门开了，房主是个老奶奶，刚睡醒。他直接冲去阳台。灭完了火，身上全是黄色的干粉。他甚至来不及等别人道谢，就赶紧去送下一单了。

上海比起老家县城有一个好处，机会多。那是2013年，“上海到处都是工地”。对他来说，这就等同于遍地是就业岗位，“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干外卖之前，他开过塔吊，夏天早上6点上塔吊车，从早上晒到晚上，到了冬天，塔吊上能结冰。有时候赶工期，一天24小时待在塔吊上的也有。但他觉得不自由，2016年时，喜欢骑摩托车的他跑起了外卖，他很喜欢这种“想干就干，想休息就休息”的感觉，一直干到现在。

张峰是饿了么的另一个小哥，他接到的，正是薛龙给患了阿尔茨海默的外婆送的药。

在过去，这盒200元左右的药在附近的社区医院就能买到，但在封控状态下的上海，要取药，就得跨过黄浦江。“结果当时有一个好心人，他自己在熟悉的医院下的订单，然后浦西的外卖小哥郭富强取了这一单，送到志愿者手里。最后几番周折，跨江交给我，我接力送到了小区。小区只能送到门口，还是委托保安帮忙递了上去。因为担心老人收不到药，我在小区门口等保安送完药返回才离开。”

在薛龙这里，听到的这个送药的过程更加坎坷。“这是一个爱心的接力，有一个志愿者帮我外婆买到药，然后另一个志愿者要从浦西过江到浦东，把药给外卖小哥，再从这个地方到小区门口，时间很晚了，保安已经不在办公室休息了，听说是送药，又赶紧出来帮忙送药，这才最后送到。”

这些，只不过是外卖员曾召兵、张峰、郭富强等人这些天来奔跑的日常。

等待

只不过，奔跑中的外卖小哥也是人，他们自己也需要吃饭、睡觉、休息，他们也有恐惧和焦虑，很多人往往会忽视这一点。

吃饭这件事，从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重要和急迫，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外卖小哥来说都一样。上海文峰广场的外卖站点里，饿了么小哥倪志虎已经吃了二十多天方便面了。起初还有榨菜，大家就着泡面吃，后来吃吐了，就把汤倒掉，做成拌面吃，再到后来，连拌面也吃不下去了，就直接啃着面饼吃，干嚼。到了现在，方面便也吃得差不多了，开始喝白粥，没有菜，就把方便面的调料加到粥里。

4月2日，他路过上海的一家超市，看到两颗卷心菜73块钱，两个白萝卜58块，看了半天，他也没有下定决心买。

某种意义上，在现在的上海能不被隔离，正常出来奔跑的外卖员是幸运的，起码他们还能有收入，但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 外卖员们在空旷的道路街头奔驰。图 / 受访者提供

倪志虎印象最深的，是手底下一个骑手的故事，当时在十人的混检里面出了个阳性，医院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重新做核酸。医院没让他进去，就在医院外面，医生开了一个车出来，大概离医院20米远的马路上，让他做了三次核酸，然后就走了。“但是到了晚上，这个骑手没有地方住了。”

核酸结果还没出来，小区不让进，医院也不接收，打110也没用。最后，倪志虎想出了办法。“我不可能看着骑手没地方住，晚上我让在外面的兄弟到我家里拿了两床被子给他，然后让他在我们的充电站里睡了一夜。这段时间我也有一种感觉，虽说我们是跑单挣钱的，跟医务人员没法比，但至少我们也是在为上海的生活保障做贡献。”

对这些从小镇来的骑手说，在上海当外卖员，有时候也会陷入一种身份上的纠结。

比如曾召兵，这些年，他始终觉得对儿子有亏欠。2010年，他离婚了，当时儿子才1岁。后来这12年，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打工。尤其是最近这几年，他发现他只要努力跑，每个月收入过万不是问题。他把自己的微信支付绑在了帮他带儿子的奶奶的手机上，家里开支都算在他头上。他总想给儿子买点好的东西，但儿子性格内向、含蓄，总说“不用了，再说吧”。

他还一度犹豫，怎么对13岁的儿子说自己的工作。“我想了很久，跟我儿子说，如果你们同学问你，你爸是做什么的，你就说是你爸是上班的，别的啥都别说。”他怕同学笑话儿子。

反倒是儿子不以为然，说：“爸你想多了，我早就告诉我同学了。”

现在，努力奔跑在上海空旷的马路上，曾召兵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在内心达成了对自己的认可。

另一个外卖员倪志虎记得，他第一次来上海时才二十出头，夜晚沿着外滩一直走，看到对岸的东方明珠塔，他就有一个想法：“上海好大，好有钱。”最开始他租的是平房，一个月180块钱，后来城中村拆掉了，接下来的9年时间里，他搬过十几次家，但他还是喜欢这里。因为上海给了他这样的小镇青年生存的可能性。他用9年时间，成长为一个站长，管理着104名外卖员，并且每天还在学习新东西。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在众多外卖站站长里，倪志虎属于比较暖的那一类。刮风下雨的时候，他会在站点里烧一大锅方便面，等骑手来吃。今年过年的时候也是，十几个留在上海的骑手聚在一起，除夕当晚送完外卖，他把大家叫在一起吃饭，相当于吃年夜饭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举起酒杯喝酒，他让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跟家里人视频，许多人聊着聊着就掉眼泪了，他是眼泪流得最多的那个，儿子问他：“爸爸你怎么还没回来？”

现在，无论是倪志虎还是曾召兵，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依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但乌云总有散去的一天。上海这座城市，还有2500多万人，他们已经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这座静默中的城市，依然有人坚持在奔跑。甚至，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奔跑的力量。

这几天，心如身患癌症的母亲，终于能够喝上排骨和西红柿打成的糊糊了。作为一个19岁的山西女生，父母被隔离在上海，家里还有一个念中学的妹妹要她照顾，她需要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但她真切地感觉到，出现在上海的外卖员曾召兵，就是她“那一刻出现的光”。

后来，她给曾召兵发去一条短信：“非常感谢您，我们是陌生人，您还愿意伸出援手帮我，我也会像您一样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她也不忘嘱咐曾召兵注意安全，“您也要注意防护，注意身体，希望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非常感谢。”

▲ 图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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