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就失去了节奏(「对话朱炯」不愿随波逐流的中国足球“旁观者”)

“没人愿意经历过程，中国足球何谈提高？”——朱炯

世预赛12强赛第二轮，中国队“主场”0比1不敌日本队。看了12分钟比赛后，朱炯起身离开沙发，坐回到饭桌前。理智和专业知识都告诉他，这场比赛“没什么机会了”。

曾有媒体形容，朱炯是“中国足球容不下的梦想家”，认为他的球队虽有明确打法和理念，却没有足够成绩支撑。事实果真如此吗？朱炯当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觉得自己是最现实的那个，因为他自信于始终在按照规律做事。到底是理想还是现实？这一次，我们就中国足球和他本人，好好聊了聊这个问题。

“有些东西我还是不太可能改变”

最近一次出任职业联赛球队主帅，是在2019年的青岛中能。在中能之前，朱炯去过贵阳也回过申鑫，他告诉自己，有几件事情是动身前必须弄清楚的：首先是全队的工资要有保证，这意味着球队不必为生计担忧；其次是场地条件有所保证。最后，朱炯提出，如果中能要想冲甲，需要适当补充一些球员。只是，他还是想简单了。

受疫情影响，2020赛季中甲联赛一直到10月下旬才揭幕，不知是因为联赛暂时停摆或是其他原因，前三个月里，教练组没有工资入账，按照合同约定，此时的朱炯其实已经可以成为“自由身”，他也确实做好了不再返回青岛的准备。好在最终，事情得到了解决。当然，经由此事，中能算是亲身体会到了朱炯的“强势”。何况，他才刚上任。

令人头疼的事情紧接着到来。年初翻修好的场地由于缺乏持续维护，导致无法达到应有的训练条件。不得已之下，球队只能借用奥体外场训练，每使用一次需要付3000元场租费。好不容易联赛要开始了，身为主帅的朱炯，考虑到球队的实际需要，提出将俱乐部高层的名额留给队中外援与外教......所有这一系列的建议和举措，无不令习惯掌握更多话语权的管理层心生芥蒂。事实上，大半年的备战过程当中，还发生了许多故事，现在来看，这些无一不是双方最后的分道扬镳所表现的铺垫。

联赛前三轮战罢，中能1胜2平保持不败，距离当时的榜首不过2分之差。就是这种情况下，青岛中能与朱炯进行了解约事宜，原因是成绩与场面未达预期。明眼人都清楚，这不过是为让双方体面的说辞。事实上，在第三轮对阵北理工的比赛开始前，曾经执教过中能的外教噶沙已经赶往球队所在的泸西赛区，其意不言而喻。

在青岛的经历不过是朱炯这些年在职场上众多遭遇的缩影，中国足球的诸多乱象几乎充斥于各个级别赛场。去年，他曾受朋友之邀短暂“支援”过的中冠球队云南玉溪昆钢，在预赛出线后，作为决赛圈主队一方的他们甚至都不曾有机会适应过场地，原因是上层针对决赛地选址有了分歧......赋闲的这段日子里，也曾有中甲俱乐部询问过朱炯对于接手球队的意向，但前提是能否“带资进组”；甚至还有U系列国字号队伍选帅时邀请他参与竞聘，然而在了解到相关方面的内定意向后，他选择了知难而退。

他曾愿意去往低级别的中乙，因为青岛当地的足球氛围一度让他觉得有成功的可能。可他婉拒了中甲乃至国字号梯队的邀约。“去了，或许履历上更好看些，但如果无法按照我的思路去建队，我是不愿意的，因为那不可能达成我的目标。现在脾气是比以前小了，但有些东西要我彻底改变还是不太可能。”

“只有‘傻’老板，才愿意听你的”

很多人总觉得，朱炯有点“梗”，缺少变通。他自己认为，那是坚持规律和理念，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从上到下理念一致，一支球队就很难成功，更别说是中国足球了。那么，有人愿意和他理念一致吗？有，那个人叫徐国良，曾经上海申鑫俱乐部的投资人。

“在南昌的三年里，我们相比其他很多球队称得上是一穷二白，但第一年就冲超成功了，那一年投了3000万，最多的一年投了6000万，那几年恒大等一些球队的投入都超过6亿了，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在场上和对手掰掰手腕。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球队理念一致。”那支南昌衡源就是后来回迁上海的申鑫，最早在江西时，像朱宝杰、陈志钊等人从没踢过一场顶级联赛，到后来慢慢闯出了名堂。外援乔尼、弗拉维奥、查尔顿等，签到球队时不超过30万美元，即便是后来顶着“队史最大牌”头衔加盟的巴乙射手凯萨，也仅仅100万美元的身价。

那支球队氛围融洽，竞争激烈的同时，日子是愉快的。作为投资人的徐国良很少会在公众面前露面，可该发的工资奖金总是一天不差、一次不拖。“从厨师到队医，都是我找的人，厨师也是我从上海的宾馆请过去做西餐的，投资人完全信任我。”朱炯说。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可能都是“小事”，真正经受考验得还的是竞技层面。2009年上半赛季过后，南昌衡源排名倒数第三，这对于志在中超的他们而言不是个理想的成绩，主队球迷要求俱乐部和朱炯给出解释。放在很多球队，很可能已经要启动换帅程序，结果徐国良一句，“听朱炯的”，让一切压力在将帅心中得到缓解。那年下半年，南昌衡源踢出一波10连胜，以中甲第二名的成绩冲超成功。中超处子赛季，这支球队又在朱炯被红牌罚出教练席的情况下，客场3比1力克布拉泽维奇执教的申花。

成绩慢慢提升的同时，衡源队中的一批球员也逐渐崭露头角，朱宝杰、杨家威、叶重秋、刘殿座、姜至鹏、李磊等，无一不在日后得到了更多发展，朱炯至今还记得，杨家威刚到球队试训的样子。“那年他高二，说再来试试，如果不行就不踢了......”离开球队时，杨家威的身价是3000万；刘殿座从大连铁路转会过来的费用是30万；姜至鹏改打边后卫后去到了国家队......“对我来说，可能就需要这样的平台，按照统一的理念，慢慢去干，这样可以出点人，慢慢成绩也能有起色。”朱炯说。后来他意识到，这样的合作有多么可遇不可求，以至于连妻子都说：“谁会有耐心按照你这种想法干？除非再有徐国良这种‘傻’老板。”

“比起尊重规律，我们更习惯夺人眼球”

本赛季中超开赛前，中国足协下发了各级联赛准入球队名单，中超18支球队悉数入围，即便是那时，18支球队能否全都如期亮相，没有人敢打包票。这几年里，三级联赛球队欠薪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人不明白，曾经那么“有钱”的中国足球，是怎么做到一夜之间入不敷出的。

“中国足球就是这样，总是很极端，这是一种市场不够成熟的体现，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少有人在做规律的事、合理的事情。”说到这里，朱炯想到了曾经面对过的广州恒大，“在大家都不怎么投入的时候，恒大组成了国家队配置，不断进人不断投入，那个时候中甲球员动辄都要几千万，他们把中超的天花板（市场）拉高了。如果你要去竞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像他们一样去投入，正是在这种趋势之下，很多俱乐部的路越走越窄，直到无以为继。现在，大家发现这种模式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广州队）又出台了60万顶薪的标准，如果这一套模式出效果，马上又会有人去效仿。恒大足球在竞技层面取得过成功，但其示范效应不都是正面的、积极的。”

话说着，他又想起了当年那支申鑫，他从来没想过要在业内去否定谁或标榜什么，只是因为那份经历，让他坚信在中国足球的世界里，很多事情不是没有机会做成，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球队回到上海的第一年，金山主场场均1.5万名观众，俱乐部几千万的投入，也能获得很好效果。”朱炯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笔账，让他如此有底气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年申鑫回来后，俱乐部相对稳定和健康的运营模式，一度吸引过不少赞助商前来“问价”，其中还有一家企业愿以超过3000万元的价格买下球队的胸前广告。“广告赞助、门票收入，情况好一点如果还能有中超（公司）分红的话，俱乐部完全可以生存下来。如果这个模式成功了，将成为许多中小规模俱乐部赖以生存的范本，联赛和俱乐部才会慢慢健康起来。同样的，这种氛围之下，孩子们也会越来越愿意踢球。”

曾经的朱炯，会红着眼眶遗憾于没能完成与申鑫的八年之约，现在离开了教练席，他更能用整体的眼光去看待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搞了快30年，很可惜我们没有把一些积极的东西积累起来，很少能有一家俱乐部去展示一条合适的道路，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事情。相反，我们一直在夺人眼球，中国足球被骂得最多，可还是没人能按照规律办事。这是一项需要长周期的工程，如同一个球员，从小踢球踢到职业需要十几年。同样的道理，一家俱乐部要变得稳定成熟，起码也要三五年，遗憾的是，没人愿意耐心经历过程。”

“不会像李铁那样，但能理解他”

又一次，中国队无缘世界杯决赛圈，这当然不是意外的事情。从第一场对阵澳大利亚开始，朱炯每场都会看，但每场比赛看的时间倒是越来越少，这像极了我们对于球队本身的期待。

在李铁因为非成绩因素下课时，笔者第一时间想到了朱炯，或许是觉得两人之间在某些方面有一丝共性的关系，这次碰到本人后将当时的这种联想抛给了他。朱炯笑笑说：“我现在不会像他一样了，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2018赛季中甲，朱炯执教的申鑫与李铁执教的武汉卓尔曾有两次交手，结果联赛首轮申鑫主场0比1不敌对手，第二循环客场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吃到一张红牌和一记乌龙，最终1比2遭逆转。两场比赛，双方打得胶着，两位同以个性著称的主帅全情投入。朱炯当时不曾想过，彼时站在对面的李铁，会在几年后拾起国足教鞭，但这一幕在他看来也并不奇怪。“李铁是有个性的教练，他很能钻研，他的球队有自己的体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教练痕迹，他会要求队员如何去踢比赛，从比赛到训练都是如此。”

12强赛首战面对澳大利亚，国足0比3败北，赛前部分舆论的乐观情绪被打回了现实。一样被打醒的还有李铁和他的球队，足球没有如果，从来都是结果论证过程，这一点朱炯应该是最有感触的人之一。“可能是对比赛的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他是有自己想法的，希望通过抢开局试着率先打开局面，这样队员们在心理上就不怵对手了，可惜球队实力摆在那里，这样的策略没有成功。身体能力上的差距使得比赛在二三十分钟后，我们就很难进行施压，反而是对手一打一个。”另一个让朱炯坚持认为李铁“有想法”的原因，出自中国队冲击12强赛的过程。40强赛面对叙利亚等队，武磊是那个打开胜利之门的人，通过留洋得到提升的身体能力和对比赛节奏的适应，令他往往能比对手更快一步预判皮球的方向。而从整体来看，中国队也能做到基本掌控比赛，这是将优势保持到终场的关键。“只要能控制比赛了，队员就不会慌，结果一般也不会太差。到了12强后，比赛又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和日本的比赛踢个12分钟后就能看出，这比赛很难有机会，因为我们失去了节奏。前20分钟比赛里，在武磊、艾克森们要在本方30米区域冲刺着去防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无法形成反击了。我们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这不是李铁的问题，这是整支球队实力决定的。”

至于后来输越南一战，朱炯的感受与许多人一样，已然不知从何说起。“明显能感觉到，前后场行动力和想法都不一致了......”

“青训，我们从教人开始，欧洲从选人开始”

范志毅当年那句“中国足球现在什么水平......脸都不要了”，直到今日被无数球迷奉为神预言。这一次，朱炯在一种同样刹不住车的节奏中，将许多问题讲了个透。尽管，每到一段话的末尾，语气中总带有一丝不得不放手般的无奈。

“联赛这个环境，大家没有期待，球员整天考虑工资能不能拿到，这种心态下，很难把注意力放在足球上。”他说。这一幕，他同样经历过，比如几年前又一次降级的申鑫，缺少激情、没有动力，更见不到欲望，但这又能怪谁。“中国足球前十几年在影响力方面到了一定高度，当投入和人才无法衔接上时，自然就要回落了。就和股票一样，亏钱之后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支持。如果青训还是像现在这样没有人才涌现，也没有投资，那么中国足球就要一直在谷底徘徊，除非你有质的改变。”

2016年，朱炯和吴承瑛一起在江苏搞了个青训机构，出于邀请外教的考虑，他还专程前往巴塞罗那走访。结果几名外教出具的第一份训练计划就令朱炯意识到，中西方青训在根本性上的不同。“他们的计划中没有专项技术训练，甚至没有身体训练，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巴塞罗那当地，能够去到类似机构训练的孩子，其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不错的条件，那些无法跟上节奏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教练只要进行挑选就行。这就好比我们在教育层面的‘内卷’，能够进入名校的一定是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实力。对西班牙的那些青训球员来说，技术不行会自己练，身体不行就去健身房，运动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家长会带孩子踢球吗？不会。但是会带孩子们去学奥数，学很多东西，不说足球，连普通的体育锻炼都很少。学校里的体育课说不上就不上，长此以往，技术方面没有训练，身体能力得不到提升，青训自然很难出效果。”

说到这里，朱炯将话题带回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足坛，无论是老帅徐根宝的崇明岛模式，还是山东、浙江这些常年有一定整建制青训基础的俱乐部，只有他们尚且能贡献一些人才，他们比普通人胜在更扎实的技术底子，辅以合适的外援加入，放在国内已经可以争冠。但在理念和思维方式上，足球早已进化得复杂许多。“阿曼已经有专业的足球学院了，越南的这批队员在一起很多年了，他们曾经师从阿森纳足校教练的专业指导......输给他们，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欠薪问题动摇了中国足球根基”

都说足球是社会面的一种缩影，既然如此，足球的问题必然就和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有关。“学习可以让孩子有傍身能力，踢球能吗？以前可以搏个几千万工资，现在没有了。现在围绕足球，社会上包括学校里开设了许多课外学习班，问题是有没有合适的青训教练？这就和考高中、考大学一样，为什么大家挤破脑袋想去好学校，就是因为有相对好的师资力量和学习环境。足球通过这样硬套的方式营造一个足球人口数字表象，这样的环境怎么出人才？”

已经有很多年了，外界喜欢拿中日两国的足球和青训做对比，现实是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日本足球近似于“两条腿走路”的体系，在拥有合适的投入与良性的职业化晋升通道之前，他们首先做好了内部环境的梳理，除了必要的专业教练外，体育与教育的结合令日本的小球员不必在兴趣与学业之间做式的选择，那些兼具天赋与身体条件的孩子通过层层筛选，逐渐进入更高水平的竞争。在朱炯看来，中国足球无论致力于哪个发展方向，其根本性的前提在于，中国足球的管理层需要致力于在不脱离实际的基础上，去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恰恰是这一点，足球拥有相比于其他项目无法复制的属性。“竞争的环境不一样，甚至女足与男足的职业环境也不一样，足球想要登上领奖台的难度是其他项目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其他项目的成功经验不可能照搬到足球上。不去尊重科学规律，光苦、光累是没有用的。中国足球不是没有基础和土壤，现在大家的条件更好了，孩子们从小就有足球鞋穿，我们那个时候16岁之前都还没有正儿八经的足球鞋，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更应该按照规律，很心平气和地去做事。”朱炯说。

无独有偶，目前唯一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中国球员武磊，曾多次提及过氛围的问题。以他所在的西班牙人为例，30岁的球员已经属于队中的老将，每一年球队总会有不到20岁的队员竞争一队的首发位置。对当地的年轻人而言，足球是最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提着球鞋去球场可能好比于我们围拢在游戏或麻将桌前那样让人流连忘返。即便是那些没能进入职业队伍的队员，也能通过从事低级别赛事的裁判或其他相关工作来获得快乐，并且不求任何回报。足球的差距体现在场上，其实更在于日常所处的环境与氛围。

无论是朱炯还是武磊，他们都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现代足球世界的前排工作者，在感受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现在欠薪的问题这么大，根基也有了动摇，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足球不是大家趋之若鹜想要去做的事情，这种氛围要想重新升温，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朱炯说。

“这一代年轻人注重个人感受”

经朱炯提起才反应过来，距离当年第一次采访他，恰好过去了10年。10年前那次见面，是在沈阳的一家酒店内，当时的上海申鑫在联赛最后一轮中，客场2比3不敌辽宁，从而“锁定”一个降级席位。当然，最终他们因为大连队的退出而奇迹般复活。

10年过去了，来到“知天命”的年纪，许多事情看得更透彻也更坦然。再次见面，朱炯的头发有些泛白，他笑着说，自然一点就不会很难看，任何事情都如此。不刻意追求与事物本身相悖的面貌，一如他对待足球的态度。

“儿子现在1米83了，比我高很多，现在读高二了......”从过去到现在，朱炯没有在学习上“管 ”过儿子什么，当年他在南昌当教练时，看台上的儿子低头玩游戏，任凭球迷如何吵闹也打扰不到。后来他去了贵阳，情况也还是没有改变。在朱炯眼里，这一代年轻人从很早开始就有了个人主见。“我太太就是老师，我们会给他建议，但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他自己。这一代人的想法和我们不同，我们那个时候更传统，踢球就好好训练，在家听父母话，到了年纪就成家。现在的孩子不光接受父母和老师的教育，还会接收社会上那么多信息，他们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不会去考虑旁人的目光。踢球的孩子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我们换种思维去交流。”朱炯说。

说起儿子，每个父母总是特别来劲。“准备中考那年，除了自选的物理以外，其他小三门（历史、化学、政治）他就不怎么花时间了，哪怕多个一两分让卷面能好看些，也不愿去多努力一步，他有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后来选择学校也是，同时有几个提前面试的机会摆在面前，他选了自己最想去的那个学校，结果他成功了。”朱炯笑着说，儿子这种游刃有余的学习节奏到了高中之后，马上有了改变，因为教育圈的“内卷”严重。从儿子面临的竞争，朱炯联想到了自己的足球生涯，6岁那年他开始足球训练，从虹口区广灵一小接受打磨，此后“跳级”进入上海青年队，再到后来进入职业队，最初和他一同训练的队员有许多，结果同区之内真正踢上顶级联赛的就两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朱琪。朱炯说，儿子在不服输这点上和自己很像，但区别在于，这一代的年轻人对自己更有一个衡量标准，他们清楚自己的目标，不会过去强迫自己，但也不会轻易放弃。

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但成功的基础没有变，那就是努力与天赋，而对于成功的界定，会让人选择不同的道路。

“对于足球，如果觉得不可能成功，我就不去做了”

聊到最后，我问朱炯：下次看到你当教练会是什么时候？朱炯笑笑说：“不一定会有了啊。”后来我觉得，之所以会这么问，可能恰恰是我对他的想法已经有了判断。

2012年，南昌衡源回到上海后，球队曾在奉贤洪庙驻扎了一段时间，地方虽然不大，但是硬件设施应有尽有。有一次，朱炯问起是否有渠道能买到瓜迪奥拉的自传，我笑着问：“你不是应该喜欢穆里尼奥吗？”他答道：“有些事情是相通的。”当时我没有太琢磨，现在我知道了答案，那就是他反复提及的理念问题。

“瓜迪奥拉为什么会成功？因为整个团队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在运转，从俱乐部高层到球员的选择，所有人打造球队的方向都是跟着他的理念在走，不能符合他理念的球员逐一淡出了阵容。你必须有这样的体系，才能确保球队有足够的竞争力。很多人不明白，既然如此他当初为什么离开巴萨，首先是球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次则是梅西的能力、市场影响力等无一不使得球队在球员与主教练之间究竟谁是核心的问题上摇摆。他不是没有做过调整，比如为梅西组建合适的搭档、改造球队阵型打法等，直到他觉得球队无法提高，于是选择离开。”

至于朱炯欣赏的穆里尼奥，虽然技战术风格不同，但就像朱炯说的，他们强调的基础是相通的，那就是球队必须以主教练的理念为核心去运转。“某种程度上来说，穆里尼奥在曼联的经历更困难一些，因为他在一家理念与自己不完全一致的俱乐部，所以他会说，率领曼联拿到联赛第二名是他最大的成功，原因就在于他不仅要面对竞争对手，还要面对来自更衣室、媒体等方面的压力。”

说到底，随着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与足球有关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球员们的训练水平更高，钱比过去多，但足球最本质的规律还是不会改变，这种规律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而转变。从足球到人生，朱炯都有了新的感悟，而我们也更加清楚，他所说的成功，从来都不是眼前的成绩。“30岁前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只要我愿意，总能有办法赢的。到了50岁你就会发现，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很多事情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别人眼里也许就是一文不值。对于足球，如果觉得不可能成功，我就不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