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延期了多久(奥运多舛：只能被延期，不能被取消)

奥运多舛

本刊记者/曹然

发于2021.7.26总第1005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位于日本东京晴海海滨区的奥运村，24栋面向大海的公寓楼是参加东京奥运会万余名运动员的居住地。和世界上的其他奥运村一样，这些建筑拥有宽敞明亮的阳台，餐厅供应近千种饮食，最大的健身房能容纳五百人同时锻炼。但这次，餐厅的每个座位、健身房的每个器材都由玻璃板隔开，运动员入住前被告知在室内训练时也要全程佩戴口罩。

7月23日，因新冠疫情而延期一年后，东京奥运会以“空场奥运”的方式启幕。这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过去一年作出的艰难抉择之一。直到今年年初，巴赫仍觉得现场观众是奥运会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今，出席开幕式的各国代表团官员数量也被缩减至6人。

（7月8日，日本东京都政府办公楼外装饰着东京奥运会的标志。当晚，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宣布，由于东京地区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奥运会期间位于东京地区的所有场馆将不允许观众入场观看比赛。图/视觉中国）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7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是，100％来到东京的国际奥委会人员都已接种疫苗。他承诺，延期一年举行的奥运会不会为日本防疫增加负担。而在年初时，国际奥委会尚未就奥运会疫苗接种与任何机构达成协议；但到5月，已有超过85％的“奥运村居民”接种或即将接种新冠疫苗。去年3月，涉及近一半参赛名额的奥运资格赛遥遥无期；一年后，绝大多数参赛资格都如期得到确认。从118个主权国家的联合声明到G20峰会领导人的支持表态，国际奥委会似乎已经扭转了各方对“疫中奥运”的怀疑态度。

“巴赫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挑战——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技术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原副主席理查德·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2020年3月决定东京奥运会是否取消或延期时，国际奥委会与日本组织方的工作“正滑向深渊”，而如今，至少各参与方总体上对这一次迟来的奥运会表示满意。

绝对不可能被取消

“我发声之后，过了几小时，国际奥委会就宣布了推迟举行奥运会的计划。”庞德回忆。2020年3月23日晚，庞德因率先披露东京奥运会将被延期的决定，被称为国际奥委会的“吹哨人”。

2020年2月，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东京奥组委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成立专门工作组，研究是否应延期或取消东京奥运会。不过，3月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给参赛者的信中称“一切都很好，比赛将继续进行”。20日，专门工作组仍表态称，致力于如期举行奥运会；22日，国际奥委会首次表示延期是备选方案之一，称将在未来一个月评估各方案。23日，庞德“吹哨”，称国际奥委会已完成延期举行的决策。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随即辟谣：“还在研究各种可能的情况。”

3月24日上午，巴赫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及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的其他负责官员举行电话会议，正式宣布将东京奥运会推迟到2021年夏天举行。

世卫组织没有参与最后的电话会议。2月14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东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科茨曾称世卫组织建议“无须中止或延期举办奥运会”，但世卫组织当天就否认了该说法。面对媒体的不断追问，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3月23日表示，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才是决定东京奥运会命运的主体。

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确认，延期的最终决策参考了世卫组织的建议，但“决定不是他们做的”。

日本媒体则很快注意到，庞德23日披露国际奥委会决定，是在巴赫和安倍通话之前。在专门工作组之外，国际奥委会的实际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早在3月17日就决定评估延期举行东京奥运会。执行委员会的15名成员，三分之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三位来自亚洲，无人来自日本。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于2019年12月15日竣工。图/视觉中国）

3月18日到23日，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与各国/地区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运动员代表进行沟通，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也参与了讨论。基于此，执行委员会在3月23日的会议上就东京奥运延期达成一致，再由巴赫在次日与日方的电话会议中通报奥委会的一致意见。执行委员会一周时间里两次召开会议颇为罕见，它们通常每年只召开四至五次会议。

在推迟举行奥运会的问题上，国际奥委会的决定权是否高于日本政府？庞德表示，奥委会所做的一切，都征得了日本政府同意。他还对《中国新闻周刊》披露，最后是日本政府决定了具体的延期日期。

当时，日方向国际奥委会强调，考虑东京奥运会的成本，如果延期举行，日本“可以维持一年，但不能超过一年”。另外，之前选择2020年7月23日开幕是经过严密分析的，因为“这期间学校正好放假，且基于往年数据，交通不会很拥堵，温度也合适”。因此，整整推迟一年，成为唯一可行的具体方案。

国际奥委会主导延期决策，是依据《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办城市合同》。和所有现代奥运会主办合同一样，这份合同没有提到延期举办奥运会，但规定国际奥委会有权单方面取消奥运会。

在新冠疫情全球暴发的特殊背景下，国际奥委会委员高斯帕曾呼吁应由联合国、世卫组织等第三方机构介入，决定东京奥运会的命运。对此，庞德反驳称，国际奥委会才是东京奥运会的主办者，只有它能组织这场专业而复杂的赛会，因而它必须处于决策的中心。

当然，国际奥委会并不能保证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就能等来疫情好转，创造收益。延期决定作出四个月后，巴赫曾对媒体感慨，取消比赛比延期容易得多，至少还能拿到保险金兜底。但奥运会击剑项目金牌获得者出身的巴赫还是倾向于面对更难的挑战，如他多年前在士论文中所言：成功的决策者必须最具远见。

一年后的2021年5月26日至27日，近2000名奥运会参赛者出席第十届国际运动员论坛，并和巴赫直接对话。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高水平运动员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赞扬了国际奥委会延期举行奥运会的决策。

运动员群体也是巴赫考虑的重中之重。疫情期间，面对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东京奥运会，运动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备战，一些英国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甚至在自家后院的浴缸中练习。此外，因为体育赛事锐减，多数运动员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奥运会等赛事的重启，赞助商重新投入等，对运动员有很大的吸引力。

1980年，27岁的联邦德国奥运会卫冕冠军巴赫因为本国政府抵制当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无缘第二次登上五环赛场，奥运生涯也就此终结。不能取消奥运会，让运动员一等八年、断代退役，是巴赫在2020年初反复强调的立场。3月21日，在确认将评估取消或延期东京奥运会后，他特别指出：“最不公平的解决方案就是取消，这将摧毁来自206个国家（地区）奥委会和难民代表团的11000名运动员的奥运梦。”

国际体育哲学协会前主席托雷斯熟悉巴赫的领导风格。疫情暴发后，他预计奥运会可能延期，但“绝对不可能被取消”。除经济考量，他认为巴赫和国际奥委会也试图将东京奥运会搭建成特殊时期全球团结的舞台。2021年7月19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一项巴赫提出的决议，新增“更团结”（together），与“更高更快更强”并列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口号。

巨头的声音

面对巨大的环形屏幕，巴赫展开双臂比划出五环图案，随后将手放在胸前，深深鞠躬。在2021年3月10日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中，他作为唯一候选人成功连任。总共98张选票，93票支持、1票反对、4票弃权。随后的发言中，他强调自己将成为一名为所有人服务的主席，倾听每个人的意见，在多样性中追求统一。话音刚落，线上参会的委员们纷纷鼓掌。

整整一年前，屏幕中的许多面孔却曾就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决策“逼宫”巴赫。去年3月初，巴赫仍在延期与如期举行奥运会间徘徊。一次会见记者时，他举出各种历史上的困难，证明奥运会的坚韧，甚至提到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依然宣布奥运会必须继续举行。

在巴赫讲述慕尼黑往事时，一些国家的奥运领导人已经形成明确的“延期派”。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决定延期前，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等西方主要国家奥委会负责人已经公开要求延期举行东京奥运会，并威胁不会派运动员参赛。

（2019年7月24日，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东京奥组委举办奥运项目体验活动。参与者可以在活动现场以多种方式体验东京奥运会体育项目，并与运动员、吉祥物互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右）在活动现场体验击剑项目。图/新华）

如此多的国家/地区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出现分歧，历史上并不多见。毕竟，各国/地区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里的首要义务，就是尽一切可能保证本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一些单项体育联合会领导人曾支持如期举行奥运会。主张“坚持到底”的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渡边森成，是日本奥委会前官员及东京奥组委成员；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最坚韧的国家”的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也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田径是奥运会的第一大项，从奥运会中获得的分红也最多。另一方面，世界田联的主要赞助商多是日本企业，历届主席都与日本关系交好。东京奥运会确认延期后，巴斯蒂安-科也是首位到访日本以示支持的体育界领袖。

除了分红与赞助，为了运动员的日程安排，所有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世锦赛都错开“奥运年”举行，田径、游泳世锦赛早已确定在2021年举行，这是此类组织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延期举办奥运会意味着所有世锦赛日程都要重新安排，但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经费与组织、应变能力都远逊于国家/地区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

然而，这种能力限制也意味着，如果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不支持如期举办奥运会，单项体育赛事组织其实没什么选择。到2020年3月，各单项近一半的奥运资格赛尚未举行，且重启比赛遥遥无期。体操和拳击等项目的联合会甚至考虑不举行资格赛，以世界排名确定运动员资格，但这引发了更广泛的对公平性的批评。

唯一的希望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地区奥委会能积极协调各国政府，打破防疫壁垒、协调转移赛场，推动资格赛完成。但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日程安排，4月的第一周才会开始讨论资格赛日程和资格制度变更。

和单项体育联合会不同，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坚定要求延期举行奥运会，与他们代表的运动员利益有关。美国奥委会的说法是，他们从广大运动员的反馈中得出结论：即使疫情到2020年夏末可以缓解，但运动员训练已经受到影响，兴奋剂检测等赛事公平性保障工作也很难如期完成。除非延期举办奥运会，否则这些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可以确定的是，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姿态强势，已是国际奥委会决策过程中的常态。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际奥委会遭遇严重的政治干预和“抵制奥运”事件。两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萨马兰奇都意识到，保证国际体育界总体的自治能力，才能破解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压力。

（2018年7月24日，日本东京晴空塔，人们参加东京奥运会倒计时两周年庆祝活动。）

进入巴赫时代，国际奥委会继续给予各国/地区奥委会更大的自治权，这推动了国际奥委会的权力扩张，但主要国家/地区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权力地位也随之上升。

托雷斯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此期间，国际奥委会也一度与美国奥委会这样的大国奥委会在电视转播权分账等问题上产生过纠纷，但总体趋势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有一些巨头，他们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他同时指出，大国奥委会为本国运动员在国际奥委会的决策中发声，本身是一件好事，“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非常重要，他们应该在这里”。

和2021年的竞选连任一样，巴赫在首次当选奥委会主席时就强调，将尽力平衡好利益相关各方的“所有需求”。他将复杂的奥委会决策比喻为指挥乐队，“乐队的成员都有很多优点，你必须允许他们演奏他们喜欢的乐器，也要让他们和谐”。

“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的世界里”

2021年6月11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批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为2032年夏季奥运会唯一候选城市。虽然最终结果取决于7月份国际奥委会全会的投票，但布里斯班申奥成功已没有悬念。

6月1日，澳大利亚垒球队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成为首个抵达日本参加本届奥运会的海外运动队。澳大利亚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卡罗尔表示，这支队伍得以成行，有赖于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政府官员还参与制定了具体的旅行计划。

申办2032年奥运会与参加东京奥运会，理论上是不相关的两件事。巴赫也强调，布里斯班脱颖而出符合规则，“并非是因某个特定人的决定”。

被质疑为“特定人”的科茨是国际奥委会东京奥运协调委员会主席，也是巴赫在国际奥委会的盟友和重要助手，他还有一重身份是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布里斯班申奥的主要推动者。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曾在2020年初公开喊话国际奥委会，称如果东京奥运会在疫情尚未控制的情况下举办，澳大利亚的运动员将不会参赛。

理论上，国际奥委会主办的是非政府赛事，并不直接参与围绕奥运会的政治事务。无论是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是韩国总统文在寅针对相关传言辟谣称，自己不会出席开幕式，国际奥委会都不予置评。但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国际奥委会一直在与各国/地区政府对话，直至奥运开幕之时。

（2021年六七月份，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一些东京民众反对奥运会的举办。）

“国际奥委会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在当前的防疫形势下，事实是各国/地区政府在决定其运动员是否参加奥运会。”美国奥委会前官员、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前教授汉莉指出，“有时运动员无法和政府决策保持一致，比如1980年美国政府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对运动员而言这总是悲剧。”

当年，联邦德国政府追随美国，禁止本国运动员前往莫斯科参赛。作为奥运金牌得主，巴赫发起抗议活动，称自己是所有联邦德国运动员的代言人，“要为能在莫斯科参赛而奋斗”。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巴赫回忆称，他原本准备退役后当律师，但联邦德国政客们对他的抗议不屑一顾，“这成为我从运动员进入体育政坛的转折点”。

巴赫在思考主动介入政局时，各国/地区政府对奥运卷入政治的态度也在转变。此前，政府表面上尊重本国奥委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地位，私下则横加干涉。近年解密的档案显示，上世纪30年代，英国外交部就曾向英国奥委会致函，要求伦敦退出1940年奥运会申办，“让”给日本东京。其中一封信写道，英国政府原则上不干预英国奥委会的工作，但“考虑到日本人的强烈愿望，以及我们在远东面临的（外交）困难”，建议国家/地区奥委会“做出优雅的姿态”。

国际奥委会原副主席高斯帕指出，那时政府对本国奥委会的“政治利用”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仅仅是要求体育为政治服务。但在西方国家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之后，苏联又在阿富汗驻军十年。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抵制运动除了伤害运动员外，并不能实现政治目标。

过去一年里，巴赫则不断游说各国/地区政府，将奥运会列为“疫情期间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将体育纳入本国经济复苏的方案。“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奥运会在国际层面上是一种沟通手段，在国内层面上则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体育健康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努力向全世界解释，别忘了奥运会这个有用的工具，我们愿意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合理的目的。”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尽管我们不会走向政治化，但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的世界里。”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有单项体育联合会高层将国际奥委会在三方关系中的行为模式形容为“零敲碎打”。东京奥运会延期后，东京奥组委、各国/地区奥委会、单项体育联合会间的工作安排就因此出现诸多矛盾之处。

“最重要的是行胜于言。”巴赫7月8日即到达东京，78岁的庞德等奥委会委员也随后陆续抵达东京。在庞德看来，这是向世界释放信号：“如果东京奥运会不安全，我们就不会去那里。”至于运动员能否来东京参赛，“那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也是其所在奥委会有义务促成的事情。”

奥运周期律的挑战

没有欢呼，也没有围观群众，日本女足队员们重新点燃了一年前从希腊传来的奥运圣火。此时已经是2021年3月25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下村文口认为，这是“决定奥运会是否再次延期或取消的最后节点”。

让国际奥委会领导人颇感意外的是，这次最后节点之前，东京奥运会的命运又生波澜，日本政府与国际奥委会的分歧公开化。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称“东京奥运会可能面临两种前途”，暗示奥运仍有可能被取消，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必须准备Plan B和Plan C”。

巴赫随即接受共同社专访，否认取消或再次延期的可能。去年与巴赫发声不一致的庞德也公开表示，国际奥委会没有B方案（Plan B）。但曾任伦敦奥组委副主席的基思·米尔斯等专业人士不相信巴赫和庞德的说辞，认为组织者肯定会备有再次推迟或取消赛事的计划，直至最后一刻。

当东京在2013年击败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赢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时，日本政府确实作出承诺，本届奥运会将是最安全保险的一届。时任东京申奥委首席执行官水野正人称：“承诺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在不稳定的时期，你可以依靠我们”。

但在新冠疫情这个影响全球的“黑天鹅事件”出现后，2020年4月，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首次公开化。在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后的第一个月，国际奥委会称，日方将承担奥运会延期产生的约3000亿日元（约合30亿美元）开支，并已经得到日本政府承诺。随后，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却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明确否认。

日本媒体也将今年年初双方的公开分歧归因于经济问题。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从奥运会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渠道不同，前者收入的七成来自于出售电视转播权，两成来自于赞助商；而主办国的收入则主要来自门票及附带旅游消费。

虽然最终决定要等到7月才能作出，但2021年初，东京奥运已基本确定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依靠传播权和赞助商，国际奥委会仍能获得和此前几届奥运会相当的约40亿美元收入，该收益额接近国际奥委会当前的总资产，也是奥委会维持运转到下届奥运会的最主要资金保障。

不过，日本政府和东京奥组委则要面临至少60万张门票退款的损失，超过230亿美元的预期旅游收入也化为泡影。在日方压力下，国际奥委会已经将己方承诺承担的延期经费从最初的“数亿美元”提高到13亿美元，但到2021年初，日本政府追加的总费用已达38亿美元，总预算达到1.64万亿日元（约合1040亿元人民币），东京奥运会也由此成为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

对于奥运会超支，东道国政府都有预期。牛津大学的研究显示，现代奥运会超出预算的概率是100％，历届平均超额率为179％，奥运会举办国往往更看重奥运会带来的国际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

（7月9日，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街头的奥运五环标志。图/视觉中国）

2006年，日本经济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停滞中温和复苏，日本政府即宣布申办2016年奥运会。2011年日本再次申办，提出通过奥运促进福岛灾后复兴、提振社会信心的目标。申奥成功后，政府官员们又在公开发言中将之与推广“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之道联系在一起。

但举办奥运会也是一柄“双刃剑”。历史上，在经济下行时举办奥运会，常导致主办地陷入长期发展困境。加拿大蒙特利尔在举办1976年奥运会后，花了整整30年时间才偿还完巨额债务，2004年雅典奥运会让希腊本就严重的赤字预算雪上加霜，被批评为希腊经济危机的“加速剂”。

一直监测东京奥运会社会支持状况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马克·威尔森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新冠疫情开始前五年，东京居民已经对奥运会失去了兴趣。这是本世纪以来形成的一种全新奥运会“周期律”，即随着奥运会临近举办，民间反对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强烈。随着“安倍经济学”陷入停滞，日本政府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日本政府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相应呈现出周期性。“在大多数奥运会周期，国际奥委会和东道国政府的关系最初很好，一切看似顺利。当筹备开始，就会有起起落落。考虑到这是一段长达7年的感情，这很正常。”托雷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诙谐地分析称。

有学者将奥运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申奥成功到上届奥运会结束、会旗转移为第一阶段；正式筹备为第二阶段；奥运会开幕到圣火熄灭为第三阶段；清理债务和遗产处理为第四阶段。东京奥运会的多数负面新闻从第一阶段甚至更早就开始发酵。自1964年以来，日本已举办了三届奥运会（包括一届冬奥会），两届世会和一次世界杯。随着公众对大型活动开支越来越敏感，要证明巨额开支的合理性变得越来越难。

至于游泳馆建材被发现致癌、圣火传递起点核辐射超标、前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发表歧视女性言论等丑闻，则只是些“边角料”。“当社会总体舆论偏向负面，媒体也更聚焦于细节的负面新闻。”威尔森说。

为了追踪公众对奥运会的兴趣，威尔森团队还分析了2100万条推特消息，发现越临近开幕，国际奥委会引发的负面情绪就越多于正面情绪。公众最普遍的意见是，认为国际奥委会更关心它自己，对帮助主办城市缺乏兴趣。

在这种公众反对情绪和意见的影响下，美国波士顿和德国汉堡撤回了2024年奥运会申办申请，加拿大温哥华则因此退出了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如今，当地方政府领导人表示有兴趣举办这些大型体育赛事之一时，公众就会迅速、直言不讳地质疑，这不会给城市带来好处。”

随着巴赫致力于打破不利于国际奥委会声誉的“周期律”，《2020议程》提出了“马德里式”的解决方案：以后申办奥运会，将邀请潜在主办方提出最适合自身社会经济环境的方案，而不是让当地为适应奥运会过多地进行调整。由于目前世界上只有18个国家举办过奥运会，《2020议程》特别强调未来的申办将关注“奥运遗产和可持续性”。

介绍《2020议程》时，巴赫将当前的危机称为“海浪来袭”。好消息是，未来两届奥运会都将在有过举办经验的城市巴黎和洛杉矶举办，各方也都表态将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

个人、国家与国际

2021年7月10日，正进行隔离中的巴赫所下榻的东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外，40多位日本民众举着他的漫画画像，配文是“你不受欢迎”。这群抗议者挥舞着写有“取消东京奥运会”的牌子，高喊“巴赫不考虑到我们的危险处境，令人愤怒”。

不论民调显示日本社会对奥运的不支持率是超过50％还是接近80％，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都以“我们不会被民意左右”简单回应。“总会有不同声音，”庞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依赖于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科学和医学知识。”

根据历史经验，时间或许也会逐渐站向国际奥运会和日本政府一边。2000年悉尼奥运会筹备期间，丑闻频发，主办方饱受内讧、贿赂、权力弈、媒体泄密的折磨，奥组委最初的30名成员只有4人坚持到开幕。然而，当主会场的火炬塔被点燃，公众舆论聚焦于选手的出色表现与赛事的成功运行，对悉尼奥运会的总体评价很快回归正面。那一年承认自己行贿国际奥委会的科茨，如今已成为了更重要的奥运领导者。

“我认为公众会改变主意的。”庞德颇为乐观地认为，一旦东京奥运会开幕，大家发现国际奥委会组织得力，比赛很有趣，负面意见就会消失了。

巴赫时代的国际奥委会越来越像成功的大型企业。他改变了转播权谈判及主办城市招投标的模式，将其变得更灵活、隐蔽与高效。通过与澳大利亚政府的直接谈判，他敲定了2032年的主办地；与NBC一次性达成的价值76.5亿美元、横跨三个奥运周期的转播协议，在疫情来临后被视为国际奥委会继续运作的压舱石。他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身份，是首位参加G7和G20峰会的奥运领导人。

40年前，国际奥委会还只是个付得起少量员工工资的小团队，当时的新任奥委会委员庞德每次开会都自掏腰包支付国际差旅费。但当国际奥委会变成巴赫口中“世界领先的国际组织”和“令人艳羡的最稳定的机构”，奥运精神和公众传播却越来越少被提及。

而当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高水平运动本身后，奥委会与精英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从体制上确立了所有分支机构必须有运动员代表。现在，独立的运动员委员会是唯一定期直接与巴赫会谈的分支机构。

2020年以来，针对如何在疫情下举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将运动员和公共卫生放在首位”“将运动员置于一切活动的中心”，确立了两项最高宗旨，都与运动员利益切身相关：一是保护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二是确保运动员的利益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利益不受损害。

“我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乐观吗？我对所有人和平竞争的理念很乐观。”而就自己是否对国际奥委会的未来感到乐观的问题，托雷斯停顿了一会儿说：“我愿意相信他们知道正确的方向，愿意相信他们将继续努力，把奥运会的意义传递给世界。”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奥林匹克精神其实包括三个层面：个人、国家与国际，它们同等重要。个人层面，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平等竞争与追求卓越，“更高，更快，更强”；国家层面，则彰显了集体意识与民族精神。但如果失去了国际奥委会倡导国际层面的平等、尊重、和平等理念，前两者就将沦为民族主义与种族优越。

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熟谙这一切。8年前刚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时，他曾回忆起自己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的夺金经历：享受团队拼搏，也和竞争对手成为了好友。他号召全体奥委会委员借鉴这种精神，将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国际奥委会自身的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