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辛斯基(此人能力很强，权力大得可怕“名气”却很小，斯大林对他无比信任)

1934年12月1日，杰出的苏联政治家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于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当得知自己的革命挚友遇害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就在当晚，苏联高层出台了一项决议，规定反革命的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能超过10天，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任何上诉和赦免请求，极刑判决被宣告后立即执行。

这道法令后来被诟病为“恐怖宪章”，对苏联历史影响极大。它不仅直接带来了20世纪30年代席卷苏联全国的那场大灾难，还结束了法律学界的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其实，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苏联的建立充满艰辛，略显仓促和狼狈，但绝不乏厉害角色。各怀神通的人们抱着同一个信仰走到一起，在观点上的冲突和争论是在所难免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法学家们就许多学界问题展开讨论，最终形成了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规范论两大阵营。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直到斯大林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历史条件成熟前，国家这一存在绝不会消亡。

法律虚无主义其实跟咱们熟悉的道家思想有些类似，这种观点主张在社会中取消法律及法律调整，顺应自然，提倡绝对自由；法律规范论则正好相反。领导的一句话基本上判了前者的死刑，法律规范论一下子占据绝对上风，在这个过程中，有个人被推到了历史大舞台的正中央，他叫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

维辛斯基在苏联历史上的戏份着实不少，地位也绝不低，但相比于那些显赫的政治家和将领而言，他却显得默默无闻。维辛斯基于1883年12月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在诸多无产阶级革命者中，他的家庭条件算是很不错的了。另外，史学界向来认为维辛斯基家还有一层显赫的关系：维辛斯基的父亲是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枢机的远方亲戚，总而言之，维辛斯基从小就吃穿不愁，享受着优质教育。

1902年，满怀革命热情的维辛斯基成为一名孟什维克，他表现活跃，尤其是演讲能力更是令人十分佩服。维辛斯基的口才有多好呢？后来，他成为国家公诉人和总检察长后，在许多重要的官司中，维辛斯基的一番起诉演讲能让被告直接“瘫痪在座椅上”，甚至直接放弃反驳。人们这样评价他的口才：“与维辛斯基辩论可不容易，他的语言生动形象。在他看来，论辩获胜就是最终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

枪打出头鸟，维辛斯基很快就进入了沙皇的黑名单。他多次被捕，却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斯大林，还跟斯大林蹲过同一所监狱，这样的“情谊”显然对维辛斯基后来的人生影响巨大。随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矛盾愈发激烈，双方都做了不少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列宁，作为著名律师马扬托夫斯基的助理，维辛斯基也在列宁的逮捕令上签了字。“十月革命”后，占了上风的布尔什维克又以“反革命活动”的罪名逮捕了维辛斯基，你来我往，过程十分有趣。

1920年，经过几番波折，维辛斯基才终于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者。1924年，他出版了《共产主义史论》一书，阐述了从古代到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却被学界骂了个狗血喷头。诸多学界大佬批评维辛斯基观点不明，随意模糊概念，整本书简直就是垃圾，只有在吹捧领袖人物功绩的方面毫不含糊胡，堪称翘楚。然而，也正是这本书，使维辛斯基得到了苏联高层的注意，声名狼藉的他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从莫斯科大学讲师一下子升为该大学校长。

20世纪的法学界大辩论结束后，维辛斯基俨然已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此时他的影响举足轻重，斯大林也有意识地将他培养为自己的心腹。客观地讲，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维辛斯基俨然是“劣迹斑斑”，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说是没有底线，随便一条罪名都可以被枪毙十次，但维辛斯基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斯大林认为，此人法学理论水平很高，口才极佳，心理素质过硬，可以独当一面，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也算是个人才；维辛斯基也乐于忠心耿耿地为领袖效命，二者一拍即合，维辛斯基成为了最高领导人的“警惕的眼睛”。

法律规范论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击垮了法律虚无主义阵营，不久后，法律规范论又演变成为“维辛斯基的法律规范论”。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位极人臣。不过客观地讲，维辛斯基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毕竟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看待问题并不盲目。维辛斯基本人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法，认为全盘否定对方是错误的。他强调“法律的目的至关重要”，只要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就可以借鉴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维辛斯基甚至公开表示：“苏联有必要引入资产阶级法的合理因素，正如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罗制一样。法律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其潜力才能得以最充分的展现。”这一点，他的立场清晰明确，比当时许多只知道拍当权者马屁的人要强许多。

维辛斯基得势后，苏联的法律体系反而进入了一段势头良好的发展期，然而，随着基洛夫遇刺事件的发生，一切戛然而止了。被称为“恐怖宪章”的《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出台后，局势骤变，一时间变得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在这个过程中，维辛斯基再次展现了他“审时度势”的政治素养，紧紧地站在最高领导人身边，许多问题毫无原则地依附当权者。

曾担任内务部高级官员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维辛斯基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计地随机应变，以弥补内务部的拙劣工作，他十分擅长用自己的辩才去推动每桩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牵强附会。”无论是什么案子，维辛斯基总要把被告置于死地，还要把“伟大领袖”吹得天花乱坠。

苏联前司法委员克雷连科直言不讳：“维辛斯基总是理论上说一套，实践中做一套，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他首鼠两端，言行不一，窥探风向，反复无常，个人观点前后变化之大，判若两人。”维辛斯基的嘴脸甚至遭到了内务部部分官员的嘲笑，他们甚至不怀好意地收集了维辛斯基当年“破坏革命”的诸多“罪证”。因此，维辛斯基十分害怕内务部，甚至不敢走近内务部的大楼，对内务部派下来的工作，维辛斯基更是讨好般地卖力。

俄国有句谚语：与恶犬在一起，不仅要会像恶犬一样狂吠，还要学会猛摇尾巴。很显然，维辛斯基深谙此道。他的兢兢业业与忠心耿耿获得了斯大林无与伦比的信任，甚至赋予给他了超越职位等级的权力。晚年的斯大林看谁都不顺眼，唯独比较信任维辛斯基的话。维辛斯基对苏联的影响，确实不在同时期其他赫赫有名的政客之下，他后来甚至敢与如日中天的内务部斗法，后者却毫无办法。由于局势不明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以为30年代的那场大灾难是维辛斯基导演的。从权力与声名来看，“默默无闻”的维辛斯基无疑是那段时期最低调的实权派人物了。

不过，站在如今的角度来看，维辛斯基也并非彻底的恶人。他指出苏联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低，80%以上的法官都只有小学学历，因此，重建法律学校、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能力迫在眉睫。另外，虽然维辛斯基在很长时间内都在同法律虚无主义支持者们作斗争，但他并没有在得势后对对方赶尽杀绝，反而为不少旧法学家平反。总的来说，维辛斯基对苏联法律建设有着极大的贡献，他的功绩堪称卓绝。如今，大多数俄罗斯人仍将他视为上世纪最具影响的法学家。

他在晚年曾多次表示，自己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从不相信抽象的正义”，却也“每一分钟都在等待被捕的恐惧之中”。1954年11月22日，身在纽约的苏联驻联合国全权大使维辛斯基因冠状动脉血栓症发作入院，抢救无效身亡，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