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继者能否担起大梁稳定军心(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阴山到底有多重要？)

一场大败后，东魏权臣高欢即将走到生命尽头。

忧愤病笃的高欢，在率军回朝途中召集诸将宴饮，命将领斛律金唱北朝民歌《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诗歌描绘的草原风光，让高欢的思绪飘向阴山脚下。他是鲜卑化的汉人，阴山下的怀朔镇是他的故乡。

这位半生戎马的枭雄随着歌声轻轻唱和，哀感流涕。不久后，高欢病逝。

一曲豪情万丈的民族史诗，在千里阴山不断延续。

稍早于高欢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了一件怪事。

郦道元说，他去阴山一带考察，偶然间发现了山石上的画：“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

山间的岩石上浮现出虎、马等动物的形状，仿佛上天刻画的纹理。

这是阴山历代先民创作的岩画。

现代考古研究表明，阴山岩画并非单一时代的产物，而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传承到近代，有的用石器磨刻，有的用铜器敲凿，有的用铁器刻画，相互重叠，新旧杂陈。

岩画中有牛、羊、鹿、狼、虎、豹、狐狸等各种动物，也有原始人集体围猎与舞蹈的场景，还有日月星辰、部族征战、天神地祇、穹庐毡帐等画面，内容之丰、数量之多、年代之久，令人叹为观止。

战国到汉代的阴山岩画，是匈奴人所作，他们喜欢刻画鹿的各种姿态。

隋唐时期，阴山岩画上出现了突厥风格的山羊图形。

时间较晚的阴山岩画，则属于回纥、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作品。

历代草原民族在阴山南北兴亡盛衰。

这条横亘于中国北部的雄伟山脉，是内蒙古高原与河套平原的分界线，也是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地带。

阴山，蒙古名为“达兰喀喇”，意思是“七十个黑山头”，群峰绵延长达1000多公里，西起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大马群山。

阴山之南，是号称“塞上江南”的八百里河套。

黄河自西向东，奔腾而过，在阴山下受到阻挡。阴山南坡陡然下降的落差，让流经此处的黄河逐渐改道，最终向东南流淌，从而形成一道“几字形”的弯曲。

长久以来，黄河所冲积的泥沙，成为河套平原的沃土。

河套平原主要分为三部分，大青山南坡的是前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古称“敕勒川”），狼山脚下是后套平原，这两片水草丰美的土地如绿宝石般镶嵌在阴山脚下；还有一个西套平原（银川平原），位于贺兰山下。

由于阴山具有南北不对称的特点，南坡山势陡峭，北坡较为平缓，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因此，阴山南麓的雨水较为充沛，自然环境宜农宜牧。

地理学将同一时间里降水量相同的各点连接起来的线称为“等降水量线”，而阴山正好在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与其一样大致位于此线上的，还有古老的长城。

阴山之北，是广袤的内蒙古高原。

内蒙古高原又称北部高原，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千百年来，长期生活在阴山以北的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从事畜牧、狩猎，在河套平原繁衍生息，越过阴山，突破长城壁垒，与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不断交融。

《史记》记载，先秦时期，居住在阴山地域的部族“逐水草迁徙”，“随畜牧而转移”，在广阔的天地过着游牧生活。

到了战国时期，活跃于阴山南北的主要游牧部族为林胡、楼烦与东胡，合称“三胡”。

他们活动的范围包括今鄂尔多斯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一带，与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接壤，时常在赵国与其他诸国交战的时候南下，趁火打劫。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他在位期间干了件了不起的事。

起初，赵武灵王对阴山下的三个邻居感到担忧，对大臣说：“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当时，赵国军队多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组成，士兵多身着长袍、铠甲，远远不如胡人骑兵的灵活。

在与三胡的交锋中，赵武灵王发现了胡人能骑善战的优势，于是发起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模仿胡骑的训练方式，命军士们脱去传统的宽袍大褂，舍弃战车，换上胡人的短衣窄口的装束，穿上结实的皮靴，并训练骑兵射箭，史称“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建立起骑兵队伍后，对三胡发起反击，派兵西略胡地，迫使林胡王献马，又在西河（在今鄂尔多斯）大破楼烦，将部分楼烦人招募为赵国骑兵。

北破林胡、楼烦之后，赵武灵王沿阴山修筑长城，并置云中、雁门、代三郡，既抵御胡人南下，也兴起了阴山地域的第一批城镇。

一世英明的赵武灵王晚年犯了许多君主会犯的错，在立储问题上感情用事，最后陷入内乱，被围困于沙丘宫（在今河北广宗县），活活饿死。

但赵武灵王对阴山的经营，深刻影响了此后的秦汉帝国。

秦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嬴政以秦、赵、燕三国长城为基础，修筑长城万余里，此外，还命蒙恬修建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至九原（在今包头市）的直道。

秦直道全长1800里，从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北行陕北与陇东之间的通道，西至鄂尔多斯高原，过黄河，直抵阴山下的九原郡。

为了打通前往阴山的道路，秦始皇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而这些道路也成为了后世多民族交流的阴山古道。司马迁写《史记》前，曾沿途考察蒙恬修筑的秦长城与为通直道挖开、填平的山谷，在赞叹秦朝边塞建设的同时，不禁发出“固轻百姓力矣”的感慨。

当初，秦始皇命方士寻找不死之药，有人从海外得到一则谶语：“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胡”是指北方的游牧民族，于是派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土地，以绝亡秦之患。

秦直道与秦长城呈丁字相交，既加强了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也形成一道防御工事，使强盛一时的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逝于沙丘，这里也是当年赵武灵王去世的地方。

始皇帝崩后，大臣李斯、赵高毁掉其遗诏，拥立其子胡亥为帝，秘不发丧，没有让其他官员得知皇帝的死讯。他们用咸鱼的臭味掩盖尸臭，载着秦始皇的遗体，从太行山的井陉取道北上九原，随后再经过秦直道，从阴山下直抵咸阳。

此后，大秦的国运犹如直道上疾驰的马车一样急转直下，而令人担忧的匈奴，从塞外策马而来。

匈奴，是继三胡之后活跃于阴山地域的游牧民族，主要牧地在阴山北麓的广袤草原。

秦朝时，头曼单于率领的匈奴骑兵败于蒙恬的秦军，遂向北退却数百里，隔秦长城与秦为界。

秦亡后，头曼之子冒顿单于率领匈奴兵卷土重来，收回此前被蒙恬打下的河南地，灭东胡部落，逼月氏西迁，使匈奴的势力范围北抵西伯利亚，西至天山南北，东尽辽东平原，南至黄河。

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盛极一时，阴山南北“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是个狠人。

他未继位时，父亲头曼单于偏爱幼子，把长子冒顿送去月氏当人质，随后派兵攻打月氏，想以此借刀杀人。

冒顿到了月氏后，听说双方开战，月氏欲杀自己，赶紧偷了一匹良马，连夜骑着逃回匈奴。

头曼单于见冒顿没死，又十分勇猛，便继续留他在帐下。

但冒顿早已怀恨在心。他制作了一种可以标识目标的响箭（鸣镝），并告诉部下，只要我将响箭射向目标，你们就要杀了他，违者斩首。

冒顿先后向响箭射向鸟兽、自己的爱马、爱姬以及父亲的坐骑，左右之人有不敢射杀的，被下令处死，最后只剩下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

后来，冒顿跟随父亲头曼单于去打猎，将响箭射向头曼，身边的人旋即引弓射杀头曼单于。头曼身亡后，冒顿自立为单于。

汉初承秦之弊，社会残破，经济萧条，无力对抗匈奴。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军40万抵御南下的匈奴，被冒顿单于的大军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在今山西大同），与朝中失联长达七日，形势危急。

情急之下，汉高祖采纳陈平之计逃脱，之后与匈奴议和，约为兄弟，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等货物。

匈奴贵族仍不满足，此后多年经常从阴山南下，骚扰掠夺汉地人口与牲畜财物。

自古以来，耳熟能详的阴山诗词中，有一首唐代王昌龄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在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与匈奴的攻守之势发生转变。

为了反击匈奴，汉武帝发起多次大规模战役。阴山南北，响彻大汉雄师的铁蹄声。

公元前128年，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率军出雁门，与李息等部击退前来进犯的匈奴。

次年，卫青指挥汉军出云中，沿黄河北岸直插至阴山山脉中段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高阙塞，切断盘踞在河套的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随后，卫青率军南渡黄河，对河套的白羊、楼烦二王发起突袭，一战收复河套平原。

河套之战后，汉武帝以九原旧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为郡治，置五原郡，又动用十余万人建朔方城，置朔方郡（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再次发兵，出击漠南右贤王部和伊稚斜单于本部，史称“漠南之战”。

漠南之战，实际上是汉军与匈奴争夺阴山中、西段的战役，这里是匈奴王庭所在地，堪称匈奴的心脏地带。

汉武帝任命卫青为统帅，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将匈奴逐出阴山，使他们的大本营从阴山地区迁至漠北。

史书记载，匈奴人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这一战，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一战成名，他见伊稚斜单于兵败逃窜，率领八百轻骑，追击数百里，歼敌数千人，将单于的伯祖父斩首，并俘虏了大批匈奴贵族。战后凭借勇冠三军的战绩，被封为冠军侯。

漠南之战大胜后，公元121年，汉武帝将进攻匈奴的重点转向西北，发起河西之战，由年轻的将领霍去病打头阵，将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浑邪二王扫荡一清，“断匈奴右臂”。

对于汉朝而言，汉军连番大胜，收复河套平原，打通阴山山脉、河西走廊，打击了匈奴南犯的气焰；而对于匈奴来说，他们一败再败，接连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王庭所在地阴山，以及六畜蕃息的祁连山。

伊稚斜单于时刻伺机报复，派兵越过阴山，杀掠而归，欲诱使汉军到漠北决战。

为了巩固对河套、阴山、河西的控制以及彻底消灭匈奴主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兵向阴山以北进军，由卫青、霍去病各领左右两路，远征漠北。

漠北决战中，左路的霍去病长驱直入两千余里，大破匈奴左贤王，一直追到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贝加尔湖）”，祭告天地后班师。

此战之后，汉匈双方都已疲惫，遂进入休战状态，而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奠定了此后匈奴“藩属于汉”的基础，边患逐渐平息。

到了汉元帝时期，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意思是说要当汉朝的女婿，以便亲上加亲，有所依靠。此前，呼韩邪单于已多次遣使入朝，与汉朝订立盟约，表示臣服。

于是，汉元帝命人选出5名宫女，赐予呼韩邪单于。其中有一个叫王昭君的宫女，入宫多年，未曾见到皇帝，感觉人生毫无希望，便自愿出塞和亲。

等到送行那天，汉元帝看到王昭君的美貌，惊为天人，但考虑到自己已经答应呼韩邪单于，不可失信，还是让王昭君随匈奴车马北上和亲。

昭君出塞，成为匈奴的“宁胡阏氏”。数十年间，阴山南北不见烽火之警，“边城晏闭，牛马遍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几代人生活安宁，连狗的吠叫警报声都听不到，老百姓也不用拿着干戈去打仗。

王昭君为汉匈和亲奉献余生，去世后长眠于阴山脚下。相传，塞外多白沙，唯有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名“青冢”。

汉匈交战多年后，匈奴衰微，走向分裂，南匈奴降汉内迁，北匈奴居留漠北，不断西迁。

东汉末年，汉相曹操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分别内迁至今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匈奴人离开了盘踞多年的阴山。之后，生活在阴山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鲜卑、柔然、高车等。

随着气候变化，阴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再度与中原王朝爆发冲突。

地理学家竺可桢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气候经历了数次变迁，总体上呈曲线型变化。

竺可桢先生在研究史料时发现，东汉末年，曹操在北方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但汉代张衡有一篇《南都赋》，有“穰橙邓橘”之句，这表明汉代北方的橘和柑尚十分普遍，但到了东汉末年，气候进入一个寒冷期，柑橘在北方消失了。

还有一个例子，曹操之子曹丕有一次到淮河广陵视察士兵演习，但由于严寒，淮河突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也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寒冷气候使阴山一带的畜牧业大受打击，每当气温降低时，以游牧为主的北方民族，就会逐渐向南迁徙。

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北方少数民族趁乱南下，入主中原。

鲜卑原本居住于今黑龙江、嫩江流域，兴起于大兴安岭，后来逐渐向西迁移，进入阴山一带的原北匈奴驻地，活跃于阴山南北，与曹魏、西晋发生往来。

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诸部崛起，纷纷建立政权，有慕容氏的诸燕、乞伏国仁的西秦以及拓跋氏的南凉、代国等。

到了386年，鲜卑拓跋部的拓跋珪恢复祖上的代国政权，后来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北魏建立者从阴山南下而来，深知这条防线的重要性，于是在从辽东到河套的广大地区陆续建了近百个军镇，拱卫其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中阴山一带有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

六镇地处胡汉错居的要冲，形势复杂，不以郡县统治，遂设为军镇，居民包括拓跋鲜卑等少数民族部众以及北上迁徙的汉人、发配来的罪犯。北齐的奠基人高欢出身怀朔镇兵户之家，他祖父是一个因犯法迁徙到六镇的汉人。

随着北魏逐渐统一北方，鲜卑贵族走向汉化的道路，在文化、制度上处处效仿汉人，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起源于北魏的《木兰辞》，一说是讲北魏与阴山以北的柔然之间发生的战争。

柔然，亦称蠕蠕，继匈奴、鲜卑等之后崛起于蒙古高原，多次翻越阴山，南下侵掠。有学者认为，花木兰的原型应是“河南地”百姓。

在这首北朝民歌中，花木兰虽为女儿身，却苦于家中无长子，于是替父从军，参与北魏与柔然的战争，直到立下军功返回家乡，同行的战友才知道她是一个巾帼英雄。

诗中说，“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黑山，即阴山山脉，从地处黄河之南的鄂尔多斯到黄河边，再到阴山下的怀朔镇，恰好是几天的路程，这也是北魏伐柔然时中路军的行军路线。

阴山一带的六镇为北魏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也成为导致北魏倾覆的因素之一。

北魏后期，六镇爆发兵变，敲响了北魏王朝的丧钟。六镇起义被平定后，六镇弃为荒地，而在镇压起义中崛起的北魏将领尔朱荣野心勃勃，之后入京勤王，干涉朝政，杀胡太后及朝廷百官两千多人，史称“河阴之变”。

此时，北魏统治者已无力维持对阴山的统治。河阴之变后，北魏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后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分别由高欢与宇文泰掌权，再演变为北齐与北周。

到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称帝时，阴山一带已经出现另一个强盛的游牧民族——突厥。

隋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携皇后与群臣出塞北巡，率领“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浩浩荡荡地向阴山脚下启民可汗的牙帐行进。

隋炀帝此行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要威慑北藩，安定边疆。

东突厥启民可汗与妻子义成公主（隋朝宗室女）闻讯前来朝见，并专门为迎接隋炀帝修建了御道，得到隋炀帝大量赏赐。

彼时，东突厥臣服于隋朝的强盛国力之下，奉隋朝为正朔，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阴山中南部地区。

启民可汗去世后，正逢隋炀帝连年用兵，国力日衰，隋朝内外交困，东突厥积蓄力量，摆脱隋朝控制，极盛时期“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再次亲率大军巡塞，企图威慑东突厥，但已今非昔比。隋炀帝一行刚刚到达雁门，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大军将其四面合围，随后连克边疆三十九城。

隋炀帝大惊，诏令天下募兵勤王，并请下嫁东突厥的义成公主从中斡旋。在雁门之围中，年仅16岁的李世民立下奇功，他请隋炀帝让各路军队大张旗鼓，装作援军已至。

始毕可汗看到这一假象，果然误以为隋军增援已到，东突厥军心动摇。此时，身在东突厥的义成公主也接到隋炀帝密令，假称北方有警，始毕可汗遂解围而去。

隋末，东突厥以阴山为根据地，占据大漠南北，且左右着北方的政局。薛举、窦建德、王世充、梁师都等北方割据政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纷纷交好突厥，就连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也曾依靠东突厥以自保。

东突厥对中原的威胁一直持续到唐初，唐高祖武德年间，颉利可汗数十次发兵犯唐。甚至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当年，东突厥兵一路南下，直抵长安郊外的渭河北岸。

刚刚即位的唐太宗审时度势，自领轻骑六人，到渭水边与颉利喊话，并说：“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唐太宗的意思是，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要打便打。

颉利可汗一听，没有与唐太宗爆发直接冲突，双方会盟于渭水桥上，随后退兵。

唐太宗隐忍一时，是为了等待良机，反击突厥。

随着东突厥的势力不断扩大，其内部矛盾尖锐，长期受其奴役的薛延陀、回纥、铁勒诸部不时发起反抗，就在东突厥盛极而衰之时，阴山南北又下起了大雪，使六畜大量冻死，连年灾荒，人心动荡。

与此同时，唐太宗励精图治，恢复国力，有了与东突厥一战的实力。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等名将分兵出击东突厥。

次年，颉利可汗战败，被俘虏押送至长安，东突厥灭亡。随后，唐朝在阴山一带设羁縻府州，就地安置东突厥降众，数年之间来降或被俘者多达数十万。

唐太宗对待颉利可汗时十分大度，他严厉训斥其过，然后赦免其罪，赐予其良田美宅，让颉利可汗在长安安度晚年。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子，常在外面设穹庐居住，而且郁郁寡欢，没事就与家人悲歌而泣，形体日渐消瘦，唐太宗没有怀疑他，反而给他更多赏赐。

灭东突厥后，唐太宗又下诏，让唐军在漠南荒野掩埋战地、病死的突厥人尸骨，以华夏之礼安葬，对东突厥降众表示安抚，昭示太平。

在华夷一统的大唐帝国，唐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他将阴山南北的各民族视为其子民。

唐太宗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有唐一代，阴山一带又先后为薛延陀、后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势力所盘踞。

唐末五代之后，掌控阴山一带的是契丹、党项、女真等，而这三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与宋朝并立的辽、西夏与金政权。

到了13世纪初，阴山大部分地区为西夏与金所控制，但一个游牧民族的兴起，改变了天下局势。

蒙古族，一说出自东胡系统室韦诸部的一支。辽金统治北方期间，蒙古族分散为克烈、塔塔尔、蔑儿乞、乃蛮、乞颜等部落集团，在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长期分裂混战。

1206年，出自乞颜部的首领铁木真，在历经诸多磨难后统一蒙古。

他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部族会议），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建立之初，其疆域东至大兴安岭，北至贝加尔湖，西至阿尔泰山，南至阴山。

象征草原权力的九斿白纛随风飘扬，雄才大略的铁木真早已将目光投向阴山以南。

此后，新兴的蒙古势力急剧膨胀，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蒙哥汗时期的三次西征，逐渐形成横跨欧亚的四大汗国。

到忽必烈统治时期，仿照历代中原王朝制度，建国号为“元”，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

在远征欧亚的同时，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又南下攻灭了西夏、金和南宋，实现大一统。

史载，元朝疆域“北逾阴山”。元代的阴山，大部分属中书省直辖的腹地，也是蒙古诸王驸马的封地。

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仅延续近一个世纪，于1368年被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所取代。蒙古贵族北遁，在蒙古高原建立“北元”政权。

蒙古贵族虽然北迁，但一度占有漠南、漠北、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明太祖为了扫荡阴山残元势力，多次大举北伐。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名将蓝玉率领15万明军出征，得知北元王庭在儿海（今贝尔湖），于是带兵深入，大破之，使北元撤离阴山及内蒙古地区。

残元势力北遁后，外有明朝军队步步紧逼，内部政局动荡不安，因此，蒙古贵族回到蒙古高原后，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

明中叶以后，蒙古人又一次进入阴山地域。

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忽必烈的后裔达延汗再度统一蒙古各部，并多次侵扰明朝北部边境。在明朝的史书中，达延汗也被称为“小王子”，他毕生致力于统一蒙古的事业。

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汗，也是蒙古族的英明领袖，在汉文史籍中，他被称为“俺答汗”。

一方面，俺答汗延续蒙古族南下寇掠的传统。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焚掠数日，威震长城内外，史称“庚戌之变”。

当时，嘉靖帝紧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学士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抢食贼，不足为患，饱了自然便离去。另一个大臣徐阶斥责道：“如今胡虏在城下杀人放火，岂可说是抢食？”随后建议嘉靖皇帝先就通贡问题与之周旋，再劝俺答汗撤退。

俺答汗部下围城八日，饱掠之后，从古北口退去。之后，诸州县上报，被俺答汗掠夺的人畜多达二百万。庚戌之变被嘉靖帝视为奇耻大辱，他将时任兵部尚书当做替罪羊斩首。

另一方面，俺答汗多次谋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庚戌之变退兵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得到了明朝通贡的允诺。

但嘉靖出尔反尔，此后仍下诏“罢各边马市”，此举激怒了俺答汗。

于是，俺答汗多次发兵南下，二十年间不断侵扰阴山以南的边塞城镇。长达二十年的大战，给双方带来惨痛代价，蒙古“人马道死万数”，部众离心离德；明朝边塞百姓为躲避战乱，使“屯田荒芜，盐法阻坏”，苦不堪言。

隆庆四年（1570年），形势出现转机。

这一年，俺答汗钟爱的孙子把汉那吉，逃至大同投奔明朝。把汉那吉不满祖父俺答汗夺其聘妾而出走，不过是家庭纠纷，而俺答汗还是舍不得把汉那吉，他在行军途中听说此事，赶紧回师，要求明朝归还爱孙。

于是，明朝以交换人质为由，用把汉那吉交换此前投靠蒙古的白莲教徒赵全等十多人。俺答汗得到孙子后大喜，又得知孙子在明朝得到优待，而明朝也有意重启“通贡互市”的谈判，遂有归附明朝之心。

俺答汗对明朝表示：“若有幸请天子封我为王，我凭借威势为您统御北方诸部，谁敢不从？我发誓永守北边，不敢为患。”

次年，隆庆皇帝准予俺答汗的封贡要求，并同意和平互市，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史称“俺答封贡”。俺答封贡后，汉蒙结束长达200余年的战争状态，阴山南北的边疆贸易由此兴盛。

通贡互市一直是俺答汗的追求，他多次南下，也有几分以战求和的意思。

俺答汗控制阴山一带时，发现游牧经济的局限性。在驻牧河套的同时，他命人铲掉了大青山下的部分牧草，学习汉民族的农耕，积极开发土默川（前套平原），并在大青山下新建一座城池，即现在呼和浩特市的前身。明朝人将这座城称为“归化”，其含义为“归化远人”。

民族融合，是阴山民族历史的一条隐秘暗线。

早在汉末三国时，黄河中下游的居民大量北迁至幽、并、冀诸州，乌桓、鲜卑不时南下抄掠，将部分人口掳至阴山，北上的汉人为阴山带去了中原文化的熏陶。

北魏六镇中，也有不少自南迁来的汉人，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一同镇守北境，抵御柔然。

唐代，在阴山设置羁縻府州，利用大青山前土地肥沃的前套平原发展农业，时人称为“白道川”，在此从事农业生产的有不少从中原招募的农民。

明代，俺答汗经营阴山南北，吸引北方汉人涌入河套，比如嘉靖年间，有许多汉人北上，在阴山一带种植粮食，建造房屋，明代史书亦称“虏地大半吾人”，遂使阴山地域经济进入半农半牧的发展阶段。

阴山下星罗棋布的蒙古包之间，出现了众多农业村落，蒙古人称之为“板升”（房舍）。随着俺答汗与明朝茶马互市，长城上的关口也成了贸易往来的据点。

清代，朝廷对蒙古地区解禁后，北方兴起了“走西口”的热潮。

阴山脚下的包头城，是一座由旅蒙商人建设的城市，“康雍之时，包头汉民，不过数家”，但随着走西口移入的汉民增多，包头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集散地，盛极一时的晋商将阴山一带称为“三晋之外府”，纷纷来到包头经商。

昔日，阴山作为一条地理分界，见证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碰撞交汇，后来，这条界线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的潮流中逐渐消亡。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多民族与多元化的阴山。

这就是，中国的阴山。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

[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王炜民：《阴山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

纪录片《千里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