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对此挺有信心(钱学森：世界上的一切科学难题，中国人应该有信心攻克)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战略科学家，钱老在与人交往中始终是谦虚的。这个可以通过他与不同国别、不同学科、不同年龄、不同学识的人通信交流中得到验证。他常说：“我这个人是很笨的，我认识一点东西是很曲折的，我相信同志们大概比我聪明，认识得比我快。”

然而，钱老在科学研究特别是科学技术创新上，又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丰满、厚重和自信，甚至可以用无所不知来形容。比如20世纪80年代，他在生物学家面前毫不客气地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还没有真正达到分子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真正到了分子水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单是神经元本身，从分子水平上看，它所起的作用就是非常复杂的。据我所知，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真正理出头绪来。”

34年前，钱老在一次讨论班上就十分坚定地指出：“现在世界上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这么热衷？实际上研究它的目的就是要搞人工智能。由于人工智能是高技术，所以全世界都在争夺。”“但是，我认为研究人工智能还缺乏理论基础，哲学家可以有他们的看法，但科学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理论。”“外国人的做法到底是否可行，我是怀疑的。我们自己恐怕还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最重要是要用马克思哲学作指导，因为这个问题既涉及到物质基础，又有精神的作用，不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不行的。”

在科学研究上，钱老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自信，我想这既与他涉猎的知识面和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有关，也与他的全球视野、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关。比如他说：“对于科学里面真正前沿的问题，我们有许多优势，如果我们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因为那是我们的法宝。对待社会系统问题当然不能是机械唯物论，我们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所以世界上的一切科学问题，中国人应该有信心攻克，应该比外国人做得好，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对此我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这个话出自政治家之口，或许有鼓舞士气的成分。但他来源于世界著名科学家并一贯实事求是的钱老，我是深信不疑的。深信的理由至少有两点：一是“外国人看问题常常不是机械唯物论，就是唯心论，那是要栽跟头的。”二是中国人善于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加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完全可以弥补西方科学家的不足。

正如钱老所说：“对于科学里面真正前沿的问题，我们有许多优势”，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认清这些优势，能不能把这些优势发扬光大，这才是攻克一切科学前沿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总是跟在西方科学家后面亦步亦趋，别人说啥我们干啥，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认识不到自身的优势，甚至把自身的优势看作劣势。那么，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无法超越，也不可能超越。

（参见《创建系统学》第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