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完美的总统，但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死了，回顾其政治生涯，这任总统在菲律宾人心中是怎么样的存在，对当地政坛又会造成什么影响？

6月24日早晨，菲律宾各大媒体突然发布了菲律宾第15任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o “Noynoy” Aquino III，1960-2021）死了的消息。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菲律宾不少文章不约而同地以“他不是完美的总统，但是……”作为开头，以此缅怀这个才卸任5年便死了的前总统。

与此同时，也有些人批评这是粉饰阿基诺就任总统期间的种种弊端，以“死者为大”的托词不去正视其所隶属的阵营实际上面对的挑战。这也使得成为了我们得以进一步认识阿基诺与持续变迁中的菲律宾社会的一个起点。

客观地来说，阿基诺确实做到了历任总统都没有达成的目标。比如他通过打击贪腐、改革税制与改善投资环境等一连串举措，成功使得菲律宾的年均GDP增长率在其任内跻身于亚洲国家的前列。又包括他于2013年主动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出南海仲裁案，挑战中国在该海域依历史权利所主张的经济海域主权。

然而，就任之初声量如日中天的阿基诺虽然曾一度有过高达85%的满意率，被公认是其钦点的前内政部长罗哈斯（Mar Roxas）却在总统大选仅拿下23%的得票率，不敌后势看涨的现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

壹

▌回顾阿基诺的执政生涯

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阿基诺政府纵使试图革新，却跟不上民众期许的步伐。效仿美国，并在菲律宾行之有年的猪肉桶制度（pork barrel，美国政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喻指人人都有份）便是个鲜明的例子。这个制度在当时以“优先发展援助经费”为名目，是让政府不需经由任何审核程序，便能够直接从国家预算中拨款给国会议员，便于他们落实选区的建设。

然而，多数民众却认为这是政治人物用以抽取回扣，弥补竞选支出、确保其政治资本得以延续的一项手段。2013年7月中旬，超过10万人穿着白衫聚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示威游行，质疑政府明明强调“反贪”，却选择避重就轻，不愿杜绝这个贪污之源。

也有人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明显不足。阿基诺在2010年刚刚就职便遇上的马尼拉香港人质危机、任期中2013年遭逢的海燕台风（Typhoon Yolanda）灾后重建问题，以及执政后期造成大批特警丧命的“马马萨帕诺冲突”（Mamasapano Clash ），这些事件让许多人开始质疑阿基诺，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在缓慢的改革过程中，降低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伤害。

从马马萨帕诺事件来看，正是因为阿基诺授意警方抓捕恐怖分子的过程考虑不周全，不仅造成16人受伤，更导致44名特警丧命，成为菲律宾30多年来警方死伤最严重的一次行动。当阿基诺在任内投入大量资源与心力在南部的民答那峨岛，为了与当时在该区域势力最庞大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简称MILF）签署和平协议，并规划自治权力更完善的邦萨摩洛（Bangsamoro）自治区，马马萨帕诺事件无疑重击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面对这些猜疑，支持阿基诺的人主张这个前执政团队其实就是不太喜欢做宣传，而这样的倾向使得他们过去在推动的各项改革没有被人知晓。在阿基诺担任总统之前便已经是相当严重的马尼拉交通问题，在其执政期间因为大众运输工具频繁地接连出包、政府又看似对此议题并不上心，让民众认为政府毫无作为而群起愤慨。

即便政府也尝试为自己辩护，宣称他们已经很努力在改善遗留下来的问题，普遍民众还是认为动作太慢，做得又实在太少。对阿基诺所属的阵营来说，这样的印象是他们当初在面对2016年总统大选时的致命伤。尤其在他们遇上了擅于操作媒体的杜特尔特阵营，更是使得他们在过去6年间的种种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2010年挟着高人气当选总统，又在2013年期中大选大获全胜的阿基诺阵营，真的是因为这样输掉了后续的选战吗？我们又可以怎么样通过这些年来菲律宾民心的巨变，重新回头去看见阿基诺的历史定位？

贰

▌菲律宾经济数据与政策以外的现实

2015年间，那时已经是前总统阿基诺执政的尾声，许多在其任内规划的政策皆已处于执行阶段，包括像是“有条件现金回馈计划”（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简称CCT）以及“菲律宾家庭桥梁计划”（Pantawid Pamilyang Pilipino Program，简称4Ps）等，定期提供低收入户一些简单的杂工以换取微薄的现金收入。

地方上有许多的人民组织其实是协助政府施行这些计划的重要推手，即便他们不见得是由政府支持而成立，大多数成员也都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额外从事这些义务性的工作。这样的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于菲律宾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EDSA Revolution）拿下前总统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之后，政府大幅度开放非政府组织与人民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地方组织的存在都只是为了能够完成政府发包的计划。有些人也会利用这样的组织作为其动员人民、发起反抗的途径，使得组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处于时而合作、时而竞争的暧昧关系之中。

由于这涉及到政治路线或资源的竞逐，问题的关键其实是那些和政府立场不尽相同的非政府组织、人民组织。在菲律宾，有些地方组织亲近拥有地下武装的势力，即便只是认同理念，不见得走推翻政府的路线，这些合法的组织也相当容易直接被贴上标签。

举例来说，曾有农民组织成员试图召集村民一起讨论打算在邻近集水区兴建的水力发电计划，并尝试试压挡下该计划。而地方政府闻讯以后，临时通知所有参与到“菲律宾家庭桥梁计划”的民众，要他们在农民组织集会的当天到政府办公室报到，并听候安排临时工，否则将无法领取到该月份的补贴。

阿基诺在上任之后颁布的军事行动代号“人民行动计划”（Oplan Bayanihan），企图以和平与发展推广的对内政策途径，促成安全部门的革新。也因此，军方开始于特定军事据点及村落成立了“和平与发展小队”（Peace and Development Teams，简称PDTs），确保地方上的基础建设在兴筑过程中不受叛乱组织扰乱，有时甚至会直接介入建设过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仰赖非政府组织、人民组织在地方上的协助，另一方面却又不时以军警力量或摆明的打压、或暗地抹黑他们的发展。

在军警这样更直接地介入到地方的发展援助工作之后，有些特定词汇便被污名化，包括像是同志（kadwa ）、抗争（dangadang）、平等（panagpapadapada）、发展（panagdur-as）或是团结（panagkaykaysa）等词。而部分在当地的有机农业或妇女赋权研讨会、讲座、青年峰会等活动，也会被攻击说是叛乱份子包装过后所举办的集会。

即便阿基诺的表现从总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还算可以，山区里一般民众却不太感觉到这些。几个成长快速的产业如金融、建设、房地产、交通运输及媒体传播业等，这些其实与不少世代以耕作为生的农民生活很遥远。

村子里有些人在面对到这样的处境时，拼了命地想要出国工作，希望借此能够摆脱生计上的困境。菲律宾人远赴海外工作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阿基诺执政期间菲律宾的海外移工人数减少了几十万，阿基诺政府便自豪地认为这是国内经济好转的最佳证明。然而，最直接的印象是阿基诺在就任总统的6年间从未出访过菲籍移工数量前几名的国家。

杜特尔特2018年到访韩国时与在当地的菲国移工聚会。当晚，其中两位女性被邀请上台，杜特尔特示意要求与其中一位女性嘴对嘴亲吻，接着便直接亲下去，引发极大争议。

阿基诺不断强调会把数以万计的移工都带回到菲律宾，反而不太给予海外菲籍移工实质帮助。2012年11月，民众上街为要求政府介入海外移工一案，一名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移工因租赁纠纷杀害一名苏丹国民而被判处死刑。

除此之外，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政策”，简单来说，过去菲律宾的中学是四年制，该政策则试图要让菲国的教育制度能够与国际接轨，因此将中学改制为六年制。这额外多出来的两年是以职业训练为主，让他们即便没有读大学也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加入就业市场。这项政策反倒可能更是把菲律宾人往海外推去，无法解决国内积累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在此般令人无所适从的状况之下，有72%的海外投票人口最后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选择了杜特尔特，仿佛狠狠地打了阿基诺一巴掌。

叁

▌民主典范的象征？

选举的溃败固然是一时的，只不过就在阿基诺所属的阵营都还未能在败选之后站稳脚步，他便于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离世。有些人会说，阿基诺之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菲律宾总统，其实与他父母亲所遗留下来的“民主典范”脱离不了关系。

他的父亲小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Ninoy” Aquino Jr.，1932-1983）是菲律宾戒严时期的反对党领导，在1983年遭人杀害，却也因而激起人民力量革命。在菲律宾人民成功通过人民力量革命打到马科斯之后，他的母亲柯拉蓉．阿基诺（Corazon“Cory”Aquino，1933-2009）则获得反对派一致的推荐，最后成为总统。

至于阿基诺成为总统的契机，与其母亲过世的时间点有关。由于当时的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Arroyo，1947-）正因为任内贪污不断，民调跌至谷底。而就在柯拉蓉过世之后，舆论立刻鼓动本来并无意参选总统的阿基诺，这也使得他的当选背负着父母亲过去的成就，以及大众对此的殷切期待。

在与过去的马科斯政权相互映衬之下，公开、透明且反贪腐的治理目标一直都是多数菲律宾民众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为什么阿基诺会在他2010年的总统就职典礼，以这样的一席话向国民表态：

“对于那些谈论和解的人，如果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就这么忘记他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我们可以这么说：没有正义就没有和解。”

他不仅言简意赅地彰显出他自己对于总统这个职位的想像，也点出他身为阿基诺夫妇的儿子和一个菲律宾总统在该国历史上的位置。

然而，一个国家之所以得以运作，并不只是受到领导人行事风格的影响而已。当菲律宾这个国家有些部门仍是以暴力的途径在解决问题时，阿基诺的扶贫计划在地方的实际执行过程反倒是挤压了讨论的空间，甚至打压到不同立场共存的可能性。有些人便认为，这种国家暴力的特性其实一直是该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典范”隐而不现的历史遗绪。

柯拉蓉在人民力量革命之后，虽一度要与国内数个反对组织谈和，却因为招致军队不满而作罢，甚至在宣布停火之后又片面打破协议。她在1987年一场于菲律宾军事学院的演说中表示：“恐怖主义的解决办法并不在于社会与经济改革，而是军事行动。”在那之后，柯拉蓉与后面几位继任的总统皆采取“全面开战政策”（Total War Policy）对抗境内叛乱势力。

对抗拥有武装势力的组织或许情有可原，有不少在戒严时期响应武装行动的反抗者在人民力量革命之后转向合法的抗争或是议会路线，却也往往因为自己过往的经历而遭受到打压。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有些人便因此对于“民主化”的菲律宾感到失望，至今仍持续投入到抗争的行列之中。

如此看来，当有些人以杜特尔特政权崛起以后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做对比，强调阿基诺所代表的阵营有多么的好，这或许是过度简化了菲律宾政治社会的特征，也低估了菲律宾人民对于政治人物想法的复杂性。

而当我们正视人们在阿基诺逝世以后对他的各种历史评价，不只是一味地要以死者为大的态度单向度地评价他，这才真正能够认识到阿基诺这个人在菲律宾社会有多么特别，又到底是怎么样镶嵌在菲律宾社会的脉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