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战火重燃，足球又一次成为了大家广泛议论的话题，不过男足的表现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现在我们又只剩下了突围的一种可能，这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有着铿锵玫瑰之称的中国女足，她们的工资收入和联赛环境都远不如男足，但是却取得了比男足更加优秀的成绩，着实令人佩服。

“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句话在女足队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中国女足在历史上也是有着优秀传统的，作为足球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古代女性从汉朝开始便开始参与蹴鞠运动，甚至一度成为了该项活动的主力军。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聊聊中国女性蹴鞠的发展历史。

一、女性蹴鞠的发源

相信大多数人对于蹴鞠这一运动的了解来自于古典名著《水浒传》，书中最重要的反派人物高俅，就是依靠着出众的球技赢得了宋徽宗的喜爱。

一日，赵佶正在园中踢球，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赵佶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便问高俅也会踢球吗？

高俅年轻气盛，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二人开始比赛对踢，高俅并没有故意让着赵佶，将球踢得如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

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没过多久，皇帝宋哲宗驾崩，赵佶继承皇位，成了宋徽宗，而高俅也因为精湛的球技深得宋徽宗的喜爱，并最终官居太尉的。

中国最早的蹴鞠运动其实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并不是在宋朝时期高俅所带来的。

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书中记载道，西汉时身为“安陵阪里公乘”的项处，因为非常迷恋蹴鞠，在身患重病的前提下依然出去玩乐，结果不治身亡，在这之后蹴鞠一词在《汉书》中多次出现。

在《战国策·齐策》中，也有着“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蹹鞠者。”的记载。

其中的蹹鞠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蹴鞠，不过在现存的战国时期文献资料中，并没有女性参与蹴鞠运动的记载。

到了汉代，蹴鞠已经逐渐发展成了全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只不过当时人们踢的球不是后来常见的皮球，而是用芦苇填充的实心球，一个球是由实心的芦苇制成，光听着就会觉得这种球的重量非常之重。

所以人们不能像高俅那样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只能踢着球在地上追赶，双球门的竞技比赛是当时的主流。

但也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开发起蹴鞠的艺术价值，他们发现可以利用蹴鞠球进行舞蹈表演，在鼓乐的伴奏下进行以脚、膝、肩、头身体多个部位来展现控球技能的表演。

自古以来舞蹈都是女人所做的事情，所以由此可见，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女性蹴鞠，可按照蹴鞠舞的说法，女性蹴鞠已经出现了。

从汉画像石上所描绘的蹴鞠表演看，有单人蹴一鞠、单人蹴两鞠、双人边击鼓边蹴鞠等多种多样的形式。

这既可以锻炼人的身体，又可以让舞蹈的美感得到增强，这就是他们专门为蹴鞠开发的蹴鞠舞，在汉代颇受欢迎。

如今考古学家们在汉代出土的石像砖上发现了女性蹴鞠的图案，和竞技性的双门蹴鞠不同，画像砖上的女性大多都是用蹴鞠独舞，在她们的身边一般还有进行吹奏表演的乐师和鼓手，这充分说明当时女子蹴鞠表演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除了表演性质的蹴鞠之外，在部分画像砖上也有女子参加多人蹴鞠的图画，由于汉代时中国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地位差距还没有后来朝代那般大，因此女性和男性一同参加蹴鞠运动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二、女性蹴鞠的全盛时期

在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了长期的混乱时代，尤其在东晋南北朝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各地战乱不断，这让许多民俗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

不过蹴鞠这一民间运动却凭借着符合大众的娱乐需求、男女老少皆宜的好品质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并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革新。

因此在新的大一统王朝唐代稳定下来之后，蹴鞠凭借着受众群体的广泛很快就成为了社会上最流行的民间运动。

在唐代的时候，蹴鞠就已经从汉代的实心球变成了由球皮和球胆组成的空心球，这种革新让蹴鞠球变得更加轻盈，也有了更加丰富的玩法。

一方面，传统的双门竞赛逐渐被单门竞赛所取代，这比此前的直接对抗后退了一步,但对踢球的准度要求更高，筑球时在球场中央竖立两根高三丈的球杆，上部的球门直径约一尺，叫“风流眼”，谁将球踢进风流眼中才算获胜。

另一方面专门的蹴鞠表演“白打”也逐渐兴起。

所谓白打和如今艺术体操项目中的球操颇为类似，表演者需要利用蹴鞠完成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有时则是两人以对踢的方式完成表演，他们会用赏心悦目的方式完成接球和传球的动作，令观看者拍案叫绝。

女性在这种需要展现优雅体态的运动中显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当时最好的白打表演者就是皇宫中的宫女，即内人。

唐代诗人王邕还专门做了一篇《内人蹋球赋》来描写这些人的高超技艺：

球体兮似珠，人颜兮似玉。下则雷风之宛转，上则神仙之结束。

宫中达官显贵们对于蹴鞠的喜爱也影响到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虽然当时还有竞技性的蹴鞠比赛，但这种比赛的竞技性也在不断减弱，人们对于花式踢法的追捧让蹴鞠的表演意味更加浓厚。

后来蹴鞠更是演变成了一种节日活动，在清明和寒食的时候，百姓们便会相约踏青，然后在开阔的场地上一同玩蹴鞠。

在这个时候，女性往往是热情最为高涨的，因为她们在平日里能够出门的时间十分有限，这也成为了她们每年中最开心的时光。

到了宋代的时候，蹴鞠文化进一步发展，大部分百姓都会参与到蹴鞠活动中，那时宫廷中的宫女依然是蹴鞠的主力军，她们也将白打的技巧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不过当时显然也有高俅这样的民间高手，有着精湛的球技与过硬的技法，更是有不少人像高俅一样通过蹴鞠走上了人生巅峰，只不过，他们的巅峰与高俅相比逊色不少。

在《宋史》中，蹴鞠被史官称为当时的百戏之首，民间也成立了齐云社这样的专业社团，这都足以说明蹴鞠活动在当时的火爆。

在宋代笔记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宋的女性虽然已经受到了理学的束缚，但是在清明踏青的时候，她们依然可以自由地和别人蹴鞠，在平日里这也是她们很重要的休闲手段。

足以证明蹴鞠这项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即便是理学的束缚，也丝毫不会影响到蹴鞠的发展。

在如今出土的北宋文物中，有大量瓷器上面都有女性蹴鞠的图案，从这些女性的装束上分析，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平民百姓，这也说明在两宋时期，蹴鞠依旧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运动项目。

三、女性蹴鞠的衰退

在元代建立之后，蒙古统治者中有人将汉人的部分民俗活动视作奇技淫巧，发展最好的蹴鞠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意识形态的建立让蹴鞠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所有踢蹴鞠的男性都会被视为不务正业，因此没有男性敢像之前一样蹴鞠，这就让蹴鞠逐渐从一种全民性的运动退化成专属于女性的表演项目。

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专门培养女性蹴鞠者的社团——仕女圆社，在这里会有人专门培养女孩的蹴鞠技巧。

在她们学成之后，就会去到专门的表演场地中为观众表演蹴鞠比赛或是白打项目。

当时根据这些表演者水平的不同，她们还会被分为“校尉”、“茶头”、“子弟”等多种级别，这也说明了元代女性蹴鞠表演的专业性，可这些学习蹴鞠的女性并不是普通的女性，而是艺妓。

所以这种专业的背后其实是女性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些女性蹴鞠者最常见的表演场所是在青楼，这些女性在表演完蹴鞠之后往往还会出卖色相，这让蹴鞠这一运动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而且元朝时期，女性裹小脚开始流行起来，女人以小脚为美，人们尤其喜欢观看小脚女性进行的蹴鞠表演，这对于她们的身心健康无疑也是一种摧残。

元曲中就有很多描写蹴鞠活动的情况，比如大戏曲家关汉卿的散曲中有两首《女校尉》套曲，校尉是圆社之中艺人的最高等级。

蹴鞠场上，鸣珂巷里，南北驰名，寰中刻意”。“关白打、官场小踢，竿网下，世无双，全场儿占了第一。

在明代的时候，虽然汉人又一次掌握了中原大地，但是蹴鞠内涵的变化却已经积重难返。

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便提出如果有人胆敢玩蹴鞠，就要被砍掉腿脚的严苛命令，这让蹴鞠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由于蹴鞠在明代士大夫的眼里形同洪水猛兽，因此这种传统的民间运动彻底演变成了一项女性活动，毕竟参与这项运动的男性就会被人们视为登徒浪子。

比如《金瓶梅》中就有西门庆和女伴一同蹴鞠的描写，这其实也是对其形象的侧面刻画。

第十五回描写在元宵节时西门庆和应伯爵、谢希大孙寡嘴、祝日念在丽春院和李桂姐踢气球，并且还有三位圆社人员白秃子、小张闲和罗回子表演了踢球。

明代女性的蹴鞠依然分为两面，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元代的圆社，并在这里培养了大量掌握蹴鞠技术的女性为他人表演，在宫中也有专门为皇帝表演蹴鞠的宫女，这点和元代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在民间蹴鞠活动相比于元代有了一定的恢复，平日里蹴鞠的女性数量有所提升，她们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节日时令，而是在一年中都可以在家中玩耍。

不过到了清代的时候，蹴鞠终于彻底走向没落，清朝统治者在占据中原之后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沿用了儒家思想和传统封建制度，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原有的民俗活动却是漠不关心的。

有时甚至为了打压汉族百姓，他们还会要求汉人移风易俗。

比如传承了接近两千年的蹴鞠运动，就在他们的要求下被踢毽子所替代，至于竞技性的蹴鞠，则被清朝统治者将其和后金传统的冰上运动结合起来，变成了一项在冰面上踢铁球的运动。

随着蹴鞠的分裂和演变，明代的圆社也逐渐消亡，专门的蹴鞠表演者也销声匿迹。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民间女性也不再保留蹴鞠的传统，这个流传了两千年的民间运动至此彻底衰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接近两千年的蹴鞠历史中，女性其实才是蹴鞠文化得以传承的中流砥柱。

尤其到了元代之后，蹴鞠更是几乎成为了一项专属于女性的运动，她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发出了许多惊人的技巧，也许这就是中国女足成绩远远好于中国男足的原因吧。

不过我们还是需要看到，自从蹴鞠从民间运动转变为表演项目之后，其对女性的伤害其实也是一直存在的，后来部分参与蹴鞠的女性甚至被贴上了一些不好的标签，这也是需要我们正视和反思的。

注：

本文关于中国古代女性蹴鞠文化的相关内容，参考自《论中国古代女子蹴鞠的发展演变》；发表于《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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