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处於落後社会(樊纲：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地位)

本刊记者/贺斌

本文首发于总第861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7年冬天，中国恢复高考，正在河北省围场县下乡的樊纲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

40年后的5月22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办公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谈起自己的经历，樊纲笑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表示，自己的个人命运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在1978年以前，他下过乡，挨过饿，至今对那段经历难以忘怀，这也成为他选择经济专业的主要原因。

“当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十年文革，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体制越来越僵化，生产力每况愈下，到1975年、1976年的时候，几乎跌到谷底。”当时的一个细节，樊纲至今历历在目——他到一个农户家中，看到这家的男主人躺在床上，他问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去干活，对方说，因为家里只有一个人的粮食，只能让儿子吃饱饭出工。

樊纲开始了思考：之前所有的宣传都是说人多了就应该创造更多价值，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吃不饱饭？带着这样的疑问，樊纲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

按道理，正常一学年是9月份开学，但樊纲这一届大学生3月份就正式开学了。“现在想一想，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连半年都不愿意再等了，中国太需要人才了！”樊纲说。

本科毕业后，樊纲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士，学习西方经济学，在攻读士学位期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国民经济研究所学习。

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可在当时却完全不被世界关注。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看到大家研究各国经济，却没有人研究中国经济。他问当时研究所主任，什么时候会有研究中国的课题。那位主任是刚卸任不久的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的回答十分“量化”：“什么时候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占到美国全部进口3％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中国课题。”

彼时是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规模依然很小，樊纲在美国见到的唯一一个Made in China的东西，就是在一家杂货店看到的一个藤编的筐。

连续十年的学习，特别是走出国门的两年，樊纲接触到哈佛大学一些更高级的经济学课程，这段经历让他受益匪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进程去学习知识，也许我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也许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程度。”樊纲说。

回国后，樊纲留在社科院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了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一些政策讨论变得更加活跃，樊纲也开始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1991年，他的论文《灰市场理论》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在这篇写于1988年的论文中，樊纲将现实中存在的那一类既不是按照国营商业流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也不是按照竞争市场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物品交易关系称作“灰市场”。

这种以“走后门”为基本特征的活动，导致了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供求关系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调整、短缺持续存在，就是因为灰市关系本身导致“短缺集聚” “供给刚性”。如果认为灰市场应该取消的话，就要从根本上取消旧的定价制度本身——不仅仅是取消一种价格或一种价差，而是革除这种价格所体现的一整套经济机制。“‘后门’堵了多少年，却越堵越大的原因就在于，后门赖以存在的客观经济条件仍然存在, 并且在某些环节上还有所发展。”樊纲在文中这样写道。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那篇文章中分析的汾酒换云烟的例子，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提高，这说明市场机制开始起作用，这一类问题解决了。”樊纲说。但他也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灰市场依然存在，“利用公权谋私利这种行为，仍然存在，通过反腐败有所减少，但同样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减少公权。”

樊纲的研究不仅是分析问题，也积极参与如何解决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90年代初，国企改革成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理论界一个热点。樊纲认为，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国企改革并不容易，于是提出先发展民营经济的思路，“当国企改革难以推动的时候，可以改变经济结构，先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做大了，就会给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尽管后来这一理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一些质疑。

“我从理论和数据分析中看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至于是不是被接受，那是政府的事情。”樊纲说。

作为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应该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进行回顾反思，利用好这一段的发展经历，作为研究的一个样板来发展思想和理论，使人类关于制度改革的理论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更加丰富。

有效的制度是改革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

樊纲：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经济学原来是经济学一个较小的分支，大家都不太重视。后来就有一批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对历史进行了研究，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城邦经济逐步发展，市场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化等等，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

为什么制度会变化？是因为要追求更高的效率。在现实中，如果改了一些制度，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在中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有几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的两三年内，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技术还是那些技术，其他条件都不变，只是变了一个制度，从过去的生产队变成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就解决了温饱问题。

所以，真正有效率的制度改进，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现在我们讲发展经济学，讲增长理论，已经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要素，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想想是否制度出了问题，通过改进制度，一定能够改进效率。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称之为有效率的制度？

樊纲：所谓制度，就是一套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规则，一套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的规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兼容。比如一些关键的技术，中国政府在科研上投入很大，但投入产出比却很低；反观发达国家，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技术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制度。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了一个法案，规定即使是政府出钱做的科研，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也可以归研发人员个人所有，甚至成为可以资本化股权化的一种产权激励。有了这样一个制度，不仅对科研人员有了很大激励，而且一系列风险投资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开始发挥作用。

所以，当发现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想想是不是在制度上出了问题，要形成一个机制，并不断地更新发展，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新闻周刊：但如何让制度有效率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可能需要不断地试错。

樊纲：的确，制度改革能带来效率，但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件很难的事情。

首先就难在即使是再不好的制度，也有既得利益者，比如垄断。大家都说垄断不好，但垄断者就是既得利益者，要想打破这种既得利益，就会遇到至少这一个人的阻碍。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阻碍？如何使既得利益者也能够接受改革？这些都是改革需要解决的。包括双轨制的过渡，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甚至是补贴。比如当年中国取消粮票之后，城市里的人都拿到了一定的政府补贴，这些措施都是用来减少既得利益者的损失，使大家更好地接受改革。

其次，制度是可以试错的。我朝着一个方向改了，但是改完之后还可以不断地调整，但基本的方向应该是以问题为导向：看到哪些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得当事人能够接受这个方案，能够接受这个改变？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障碍？怎样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怎样使制度能够顺畅地运行，这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试错。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其中一大经验就是，我们的改革都是有试点的，通过试点发现问题，然后推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可能就能起到一些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各级政府官员也都更加愿意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的决策科学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以前经济很简单，问题很简单，官员自己就解决了；现在越来越复杂，就需要智库，需要学者，需要大家来共同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从你的角度，作为经济学家，在改革决策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樊纲：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具体怎么做是你们政府官员的事情。作为学者，我只是提供一种方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在执行过程中，政府官员还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外交问题，要把各种问题都综合起来，去一一落实。

这客观上也是一个分工，学者去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向，提出一个大的思路，政府有关部门再结合方方面面的问题，将它具体化，最终落地。这同时也是一个机制，使我们思考的问题更宽广，但又不失可行性。

所以改革40年，我们的决策机制，包括各种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决定机制，都是在经历了很多的改革之后，决策不断科学化的过程。

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知识和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这40年，也是开放的40年，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哪些改变？

樊纲：刚才一直讲的都是改革，但开放的好处也不可忽视。实际上，中国这4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开放。因为开放带来知识，包括制度的知识，只有中国开放了，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做的，可以参照别的国家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派了十几个代表团到全世界各地去看，这是中国开放的第一大步骤，就是让决策者们先到国外去看看，尽管当时还没有用诸如“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词，但是大家知道是要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

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外资来了，除了带来资本，更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这其中有外商独资企业，也有中外合资企业，通过观察他们如何经营，如何签合同，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做广告，我们也学会了怎么做，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开放，就需要自己去摸索，开放使我们节省了学习成本，而且也有了知识的存量，随着知识增量的不断增长，我们才能够快速发展。

除了吸引外资，中国的开放还包括出国留学、合作研发、信息往来等，现在不但“引进来”，还“走出去”。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此前，中共高层也在多个场合表达了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在你看来，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樊纲：为什么要进一步开放？我认为，首先，尽管40年来，我们取得很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在世界上还处于落后地位。因此，一定要开放，要学习别人的知识与技术，要参与国际竞争，要参与国际交流，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够继续增长。

其次，经历了40年发展，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从一个净资本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外资，引进知识，我们可能不缺资金，但还缺知识缺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走出去”了。不仅是中国的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企业也开始到全球去配置资源了。要想让别的国家对我们开放，我们也得进一步对别的国家开放。这就是国际市场上对等的原则。

中国新闻周刊：在开放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樊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也要变得更加开放，使本土市场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竞争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最近一段时间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暴露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中国从过去以学习为主的阶段，到了以研发为主的阶段；另一方面，从单方面加入全球化，转为双向的加入全球化，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把中国市场变成一个国际的竞争性的市场。

所以，改革开放40年也是机缘巧合，当我们成长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下一段，出现一个转折。但是到下一阶段，过去40年的经验仍然是有用的，也就是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坚持思考制度问题，坚持学习全世界人们创造出来的知识，来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过去40年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后我相信应该继续走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40年，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还将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樊纲：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我认为改革还不到位，很多方面的改革不彻底，很多方面的改革还在走回头路。所以要向前看，看下一步怎么做，包括政府今天放一放，明天又收一收。有些制度已经改革过了，却又走回头路，但是总的来讲还是逐步地向前推进。一个好的制度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会有曲折。

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一，不要去互相责怪，要设身处地想，政府也有很多难处，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也不是学者能够解决的。第二，大家各有各的认识，各有各的角度，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也不是一两个理论能够影响的，而是要从实践当中逐步体会。制度不是按照哪个教科书制定出来的，而是在实践当中逐步发展起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学者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理论讲清楚，把理论能够分析出的问题讲出来，尽可能地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套理论分析，并参与其中。但是也要看到，真正的制度建设、制度改革是实践性的问题，我们要尊重实践的过程，认识到实践的复杂性，这不是理论家能够预见到的。

我认为，下一步的方向还是通过改革制度去提高效率，通过开放来更多地利用人类创造的知识，我想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因为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而且随着新的科技的发展，新的社会的发展，制度还要不断地改善。

因此，过去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开放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进一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界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关系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改革。

中国越来越大，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所以必须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应该是非常明确，我们今后还要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