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沃尔顿(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惨案，阳光下的罪恶，什么才是最大看点？)

尽管近年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不断被搬上银幕，但对于老观众来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译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以及央视译制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依然是永恒的经典，无法超越。

实际上，这三部电影出自同一个制片人，他就是英国人约翰·布雷伯恩。布雷伯恩为英国埃米电影公司制作过《击沉俾斯麦号》《叛舰忠魂》《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卖座片。七十年代，受到电视的冲击，英国电影业陷入低谷，在布雷伯恩看来，只有一个人能把观众重新请回电影院，她就是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

当时克里斯蒂依然在世，由于对之前的改编作品十分不满意，她拒绝把版权出售给任何电影公司。布雷伯恩只好请出自己的老丈人蒙巴顿勋爵当说客。曾是英国海军元帅的蒙巴顿勋爵因成功地斡旋印度独立而享有“谈判大师”的美誉，他靠面子和口才终于说服克里斯蒂卖给布雷伯恩四部作品，即讲波洛探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和讲马普尔小姐探案的《破镜谋杀案》。

1976年1月12日，克里斯蒂去世，她生前只看到了布雷伯恩制作的《东方快车谋杀案》。1979年8月27日，布雷伯恩也差点丢了命。当天，蒙巴顿勋爵携家人乘游艇出海捕虾，结果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谋杀，蒙巴顿勋爵当场身亡，布雷伯恩和他的妻子、蒙巴顿长女帕特丽夏双腿被炸断，侥幸逃生。

《东方快车谋杀案》拍摄于1974年，由美国导演西德尼·吕美特执导。吕美特起初并不认为拿克里斯蒂小说拍电影是个好主意，“因为她的小说太有名的，即使再健忘的读者也会记得人是谁杀的……不过，我是一个火车迷，尤其喜爱卧铺车厢，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从巴黎到罗马，那段经历至今令我难忘，我的梦想就是乘坐东方快车来一次横跨亚欧大陆的旅行。”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那正是东方快车的全盛时期，于是吕美特决定要拍一部华丽且充满魅力的电影，里面不仅有奢华的列车和异国情调，还要有观众熟悉的明星和时髦的服饰。他向布雷伯恩提出要求，必须为该片组建一支豪华的全明星阵容，无论是当红明星还是过气明星，他们都是时尚人士眼中的“衣服架子”。

凭借吕美特的号召力，这样一支明星队伍很快成团，而装扮他们的重任则交给了英国舞美和服装设计师托尼·沃尔顿。沃尔顿是《音乐之声》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的丈夫，安德鲁斯夺得奥斯卡影后的歌舞片《欢乐满人间》就是由沃尔顿担任服装设计，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提名。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服装设计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虽然全片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展开，但考虑到这是一次历时数天的旅行，沃尔顿为每个人物设计了至少三套服装，这些服装和配饰不仅要凸显出人物和时代的特点，也要让七十年代的观众看了眼前一亮。

沃尔顿十分注重对细节的处理，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了波洛侦探这个人物身上。“饰演波洛的阿尔伯特·芬尼当时只有38岁，化妆师为了让他看上去有岁月感做了很多文章，甚至在他嘴里放了填充物。而我则用子弹壳替他做了一只戒指，每当他遭遇险境时就会不自觉地用手摸摸它，提醒他自己的跛脚是曾经被子弹击中所致。尽管观众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但对演员入戏却有很大的帮助。”

沃尔顿因《东方快车谋杀案》再度获得奥斯卡提名，阿尔伯特·芬尼也被提名为最佳男主角，但他却未能得到克里斯蒂的认可。“这部电影拍得不错，唯独犯了一个错误。”克里斯蒂说。“这便是让阿尔伯特·芬尼扮演我的赫尔克里·波洛侦探。我笔下的他拥有英国最漂亮的八字胡——但电影中的他却没有。我以为这是个遗憾——为什么他不该有呢？”

或许正因如此，四年后拍《尼罗河上的惨案》时，彼得·乌斯蒂诺夫取代阿尔伯特·芬尼成为新一任波洛扮演者，这也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饰演这位比利时大侦探。

虽然换了主角，但布雷伯恩的制作路线没有改变，依然是全明星 英式复古时尚。与《东方快车谋杀案》不同的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女性角色占了大半，所以女装设计是重中之重。在片中饰演鲍尔斯小姐的玛吉·史密斯对服装的挑剔是有了名的，她坚持要聘请安东尼·鲍威尔出任该片的服装设计师。鲍威尔同样来自英国，1972年他因玛吉·史密斯主演的《与姑妈同行》一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此后他便成为了史密斯的御用设计师。

《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故事发生在尘土飞扬、满目苍凉的埃及，这对鲍威尔来说是个挑战，在否定了最初的几个方案后，他最终采用的是以黑白基调设计便装，即用大面积的白色、奶油色搭配少许的黑色，既能使人物与环境融合，又不乏时尚的气息。

晚装的设计给了鲍威尔充分的施展空间，他大胆地运用各种色彩和时尚元素，将整艘邮轮变成了一个T型台，名媛贵妇们争相斗艳，好不热闹。

由于这些服饰十分繁琐，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穿错戴错，鲍威尔不得不亲自跟随摄制组前往外景地，负责监督。他后来回忆说：“幸好我当时在场，由于导演临时改了一场戏，需要给饰演杰姬的米娅·法罗一套新的服装。可是我们在埃及，那里什么都没有，幸好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些浅蓝色的绸布，足够做一条睡裤，而上衣却没有着落。我满船转悠，结果发现我们的厨子在做海鲜炒饭，用一块红蓝相间条纹的桌布盖着奶酪、大蒜和橄榄油。我立刻让人把这块桌布拿去洗洗，用它做了一件漂亮的短上衣。我亲自替她穿上，还给她戴上一顶大草帽。她对我说，‘我好喜欢这件衣服，可是怎么有一股大蒜味？’”

《尼罗河上的惨案》为鲍威尔赢得了第二座最佳服装设计金像奖，这也是该片获得的唯一一座金像奖。四年后，鲍威尔在《阳光下的罪恶》中再次迎接挑战。

《阳光下的罪恶》对克丽斯蒂的原著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不仅删掉了一些次要人物，增加了本没有的幽默元素，还把故事发生地从英国的德文郡转移到了亚得里亚海的一个虚构的小岛上。布雷伯恩通过《尼罗上的惨案》尝到了甜头，具有异国情调的风光是影片成功的一大要素，所以，他决定在欧洲人的度假胜地——西班牙马略卡岛——拍摄这部电影。

然而，这个决定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拥护者是黛安娜·里格、简·伯金这些拥有傲人身材的女星，反对者则包括了彼得·乌斯蒂诺夫和玛吉·史密斯，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穿上泳装是何等模样。

所幸三十年代的泳装和夏装还不需要那么暴露，但鲍威尔还是花了很大力气说服史密斯第一次在银幕上露出膝盖。

而乌斯蒂诺夫是连膝盖也不愿意露的，鲍威尔为他设计了一件连裤泳衣，外加一件印度风的大浴袍。

即便如此，乌斯蒂诺夫穿上这件泳衣后也严禁现场有人拍照。

克里斯蒂在《阳光下的罪恶》一书中这样写道：“这里很平静，阳光照耀，海水湛蓝。可是别忘了，在太阳底下，到处都有邪恶的事。”或许我们只有看电影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对比，这其中服装的设计自然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这三部电影仍被视为电影史上服装设计的巅峰之作，其中的服装不断地被拿出来展出，或成为抢手的拍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