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碎男人的睾丸会死吗(男子被强盗吓死，官府判为妻子捏伤睾丸杀夫，知县：误判才能省钱)

道光年间，四川遂宁县上报一件案子：本县一蒋姓男子，被十八岁妻子胡氏和十七岁妹妹合谋捏伤睾丸致死。知县在文书上称，蒋某患有痨病，妻子害死他是为改嫁，妹妹害死他是为了私吞财产，所以姑嫂合谋杀人。

按照当时的法律，妻子谋杀丈夫，妹妹谋杀哥哥，都应该凌迟处死，是很惨的。时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对姑嫂合谋杀人的案子感到有些疑惑，命人把胡氏姑嫂提解到省城亲自审问。

见面后，张集馨发现两人都是纤弱女子，并无泼悍之气，更感到奇怪，于是问两人为何要杀夫杀凶。胡氏姑嫂大喊冤枉，说根本没有杀人，她们的供词，都是受刑不过，按照书吏的要求招供的。

张集馨又严审验尸的仵作，仵作承认：死者睾丸本来无伤，遂宁县怕验尸单中写遍体无伤导致上司驳查，所以才叫仵作假报捏睾丸重伤致死。

既然死者并非姑嫂所杀，那案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张集馨提审了死者的乡邻亲友，经过仔细查问，事情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蒋某是入室抢劫的强盗给吓死的。

蒋某患有很严重的痨病，平时从卧床走到门口，都需要蹲在地上休息一会，身体状况很差。案发当晚，妻子胡氏正在熟睡中，忽听身旁丈夫大喊一声，滚到了床下。胡氏从床上坐起，想穿上衣服查看怎么回事，却找不到衣服。这时，她发现屋内墙根的位置被挖了一个大洞，才明白是有强盗入室，抢走了室内衣物。

胡氏一边高喊有强盗，一边跑到小姑房中借衣服和照明之物。胡氏的呼喊惊动了周围邻居，大家持灯火赶来，才发现躺在地上的蒋某已经气绝身亡，而室内的衣物全都丢失了。大门外没有人影，洞口泥堆上有足迹，邻村又传来了驱赶强盗的叫喊声，这都证明了有强盗入室行窃。

事实这么清楚的一个案件，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姑嫂合谋杀夫杀凶”呢？原来，是当地知县徐钧故意所为。

案发次日，该乡保长到县衙将蒋家盗情禀报，但知县徐钧却派人拷打胡氏姑嫂，让她们自认谋杀，以此掩盖强盗入室的真相。

那问题又来了，知县徐钧为什么要掩盖强盗入室的真相呢？难道强盗是他家亲戚么？

其实徐钧连强盗是谁都不知道，他掩盖盗案，完全是因为在当时的制度下，出现盗案会影响他的仕途。

按照清朝当时的考核制度，地方如果发生盗案，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要论“疏防”之罪，给予处分。处分轻重根据盗情严重程度、抓捕盗贼时间长短而定。一般情况下，辖区出现盗贼，主管县官要降一级调用。道光时期，因为盗案频发，条理也更加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案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主管县官的顶戴摘去，限期补盗。清代知县的品级是七品，将一级就没品了，当不成官了。

而且，在当时的刑侦技术下，捕盗非常困难。所以，州县官一旦将盗案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在责任，遭遇处罚。就算抓住强盗，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虐待致死，或者在关押时逃走、在监狱中死亡，这些意外事件地方官都要受到处罚。

除了担心处罚，地方官还有财政上的考虑。清代财政采取量入为出的管理办法，由中央户部统一支配，每一笔开支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报销。乾隆以后，人口数量激增，社会矛盾尖锐，各州县在司法事务上的预算捉襟见肘，所以他们不希望发生强盗案，强盗案太费钱了。

强盗案作为涉案人数较多的死刑案，需要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官员审理，审完后的案卷要送北京刑部复核，最终由皇帝批准处决。在这个程序中如何案件细节不清、法律适用不当，任何一层都可能驳回重审，这就会导致被害人、疑犯、证人等数十甚至上百人在县、府、省城之间反复，押送成本非常之高，会导致本来就经常亏空的地方财政压力更大。

正是因为这种制度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所以最基层的官员在面对盗案时，一般会隐瞒不报，甚至向我们上面说的这个案子一样诬陷良民。这在当时官场上成了一种惯例。

那最后这个案子怎么处理了呢？张集馨查清事情真相后，姑嫂自然无罪释放，而那个诬陷良民的知县徐钧因为很多人说情，也没有受到严肃处理，只是找个借口让他自己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