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新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正处在全新的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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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大关系”已经写了九个，再写一个就够十个了（注：第九个“统一与解放”在平台没发出来。以后再想办法发吧）。但想来想去，没想出第十个。那就九个好了，没必要专门凑足十个。这又不是写对联。这篇就写个整体总结吧。

总结的内容是说说中国社会的整体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七十多年。这七十多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就是前三十年，从1949年建国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第二阶段是随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从1980年代初到2012年的十八大。2012年至今，进入第三阶段。

之所以做出这种划分，是因为这三个阶段，面对的核心问题和中心任务大不相同，甚至有根本区别。这也是我现在归纳整理“新十大关系”的原因所在。时代已经变了，主要矛盾也就跟着变了。

下面分别说说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和前后相继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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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在很多人看来，问题很多，损失很多，错误很多，国家建设走了很多弯路。这种看法似是而非，没有真正深入把握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强盛的大一统王朝——汉、唐、明、清。从很多角度看，这四大王朝都非常重要，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唐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明、清则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国土疆域基础。

并非偶然的是，这四大王朝建立之前，国家都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和动荡。汉朝之前是秦末统一战争和楚汉战争。唐朝之前是隋末农民战争。明朝之前是元末农民战争。清朝建立前则是“天崩地裂”的明末农民战争。

让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是，这些残酷动荡的战争，和随后大一统王朝的强盛之间，有很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战争并不全是坏事。残酷的战争，彻底清理了上一个王朝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端和利益纠葛，社会来了一番“格式化”，固然损失重大，但社会也因此浴火重生，从头再来。

规律是，对前一个时代的积弊清理得越彻底，下一个时代的发展越顺畅。

对新中国来说，建立以前虽然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国内外战争，但“格式化”的效果却还嫌不够。清末以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利益纠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前。各种“土围子”、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剥削关系、不合理的财产分配等等，在社会中广泛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三十年实际上是在“补课”。本来应该在建国以前完成的“格式化”，没有完成，只好在建国以后“补课”。因此，前三十年的种种动荡、损失，不可避免。不经历这一番“格式化”，社会就无法轻装前进、焕发生机。

实际上，相比历史上的“格式化”，前三十年并不算特别动荡，付出的代价不小，但也不算很大，更不是最大。

另外，前三十年还叠加一个新的“动荡因素”，那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仅是个技术变迁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格局大调整、大转换的过程。各国的工业化，都伴有巨幅的社会震荡，都饱含血和泪，区别只在于，是自己人的血泪还是别人的血泪。第一波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流的都是别人的血和泪。而我们中国流的是自己人的血和泪。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原罪，理直气壮、值得骄傲。

这才是前三十年的最大特点和历史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前三十年的评价会越来越公正、越来越全面。

03

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理解了前三十年的作用和意义，才能理解改革开放为什么取得那么巨大、惊人的成就。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上，后四十年发展经济才有那么好的社会条件，那么大的发展空间。

当然，如果微观近距离看，后四十年也是“年年难过年年过”，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棘手问题，有的甚至还很大很麻烦，但终究是“年年过得还不错”。说到底，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个人多多挣钱，国家努力发展经济。对此，大家有高度共识，没有原则性分歧。分歧主要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讨论、沟通达成一致，然后继续前行。

和历史上的王朝对比，这四十年其实相当于新王朝建立初期的恢复发展期。如前所述，前三十年虽然在时间上是建国后，但实际上做的事情是建国之前的“格式化”。后四十年，才是真正的恢复建设期。因此，后四十年在很多方面都和历史上强盛王朝初期的恢复发展很相像，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比较缓和，人民的刻苦耐劳充分发挥作用，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增长。这种复兴，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我们身逢其中的，是最新的一次。

关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各种媒体已经说了很多，这里就不重复列举了。这里要强调的，是反对两种错误认识。

04

第一是认为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来自于这四十年，而和前三十年毫无关系。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耽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会提前三十年实现。

这种错误认识，没有认识到社会“格式化”不可替代的作用。旧社会之所以说是旧，不仅仅因为其年代久远，根本原因在于，旧社会积累了无数的弊端和利益纠葛。带着这些积弊和纠葛，社会不可能快速发展。“格式化”是必须完成、无可逃避的历史任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格式化”。他们社会中的积弊一直在那里，没被清理。社会方方面面被束缚和纠缠，陷入内部的互相角力和消耗，无法合力发展。

第二种错误认识，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外部世界，甚至说就是因为美国的带动。

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也是不理解历史。他们认为，中国一直是个封闭社会，对外开放是最近四十年的新鲜事。因为开放，中国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实，中国一直是个开放社会，只不过这个事实被长期遮蔽而已。

所谓历史上中国的封闭，很大程度上是个错觉或误导。明清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确实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但民间的海外贸易一直很活跃。华人占据了东南亚的半壁江山，甚至建立了海外政权。中国的瓷器、茶叶远销欧洲。全世界一半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封闭”。

准确来说，历史上的中国，只是没有“官方保护、海军护航下的对外开放”而已。这和“没有开放、闭关锁国”完全是两码事。当然，新中国前三十年，因为国际封锁和国内革命，确实开放程度很低，但这不能改变中国历史上长期对外开放的整体形势。

所以，一旦政治上有了调整，中国人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适应力非常强，很快又成为国际上的大卖家和大买家。并不是中国人学得快，而是因为，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上一向扮演的角色。对中国人来说，生产东西卖给外国人，这是老手艺，很熟悉，不是什么新课程。

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还是在中国内部。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巨大的生产者和贸易者。现在只是恢复历史常态而已。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制造国和最大的消费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国，这太一厢情愿、太离谱了。

05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即使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也没能影响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但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仍然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原因，中国社会进入了新阶段。2012年18大召开，可以作为一个转折点。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也不新鲜，和历史上那些强盛王朝没有本质区别。经历了初期的恢复发展以后，社会矛盾渐渐复杂多元。经济发展不再是凝聚所有人共识的核心。出现了贫富分化、阶层分化、钱权结合、利益对立等等新现象、新问题。国家制度的种种漏洞，被人发现和利用，官员腐败越来越多，国家治理能力停滞不前，甚至有后退的趋势。

正如毛主席当年所说，现有的问题、矛盾解决以后，必然出现新的问题、矛盾。不必认为这是什么令人沮丧的特殊情况。这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古今中外都是这样。这也不是简单的善恶之争，而是有更复杂的原因。

善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并不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是善与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的，善与善也不是完全和谐的，也会发生对立和冲突。这正是“新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大家都贫穷，这很不好，但共识反而很高，去努力工作挣钱，就好了。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局面就复杂了。经济发展，必然造成贫富分化。有人有了很多钱，已经不需要再努力了。有人还很贫穷，仍然需要努力。这两种人的分别并不是善恶之分，但是，他们之间就有了矛盾。

已经有了很多钱的人，希望现有社会格局不要变，这样，他的优势才不会变。有房子的人希望能永远收房租；有店铺的人希望本地商业永远繁荣；有企业的人希望社会永远需要他那个行业。总之就是维持现状最好。

而那些还很穷的人，却穷则思变，乐于见到新事物新趋势，这样他或许能找到自己的发家机会。至于新事物新趋势出现以后，那些老家伙会被颠覆，甚至搞得没饭吃，谁在乎呢？

另一方面，人人都想要充分发挥自己既有的优势，避免辛苦的竞争。已经有钱的人，希望金融工具越丰富越好，这样他动动手指就能“钱生钱不犯难”。不但自己不必再去辛苦竞争，子子孙孙都能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这种“赢利模式”显然是不可能推广的。人人都当“食利阶层”，谁去当“被食利阶层”呢？到了这时，发展初期那种“大家都去努力赚钱”的共识就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希望“我挣钱，你受累”。

就这样，人和自然的矛盾——发展问题，渐渐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分配问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各自呼朋唤友、集结起来，就成了阶级矛盾。有了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激烈了，国家就会……

06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整理归纳“新十大关系”的。这些新的关系和矛盾，是社会进入新阶段的必然产物。

曾经，人们认为物理世界有着严格的秩序。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已经充分概括了物理世界的秩序。有了这种概括，人们以后要做的，只是一些拾遗补漏的工作而已。

19世纪末期开始，物理学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新理论横空出世。这些新理论的意义在于，它们证明了，物理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混乱的、不可把握和不可预测的。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方程很简洁，确定性很高，让人很放心。可惜，它们终归只是“错觉”。它们描绘出的，并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到了后来，甚至数学都失去了确定性。人类的宇宙观被彻底动摇了。

21世纪，社会科学发生了一场和19世纪物理学革命类似的“大颠覆”。以往，在很多人看来，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只要政府清廉、百姓守法、大家各尽其职安分守己，就可以做到。之所以做不到，只是因为有坏人捣乱、懒人不尽责而已。

或者认为，把国家管理好，只需要大家一人一票地投票即可。官员不好好干，或者能力不够，就把他选下去，换能干的人上来。如此，国家就可顺利发展，实现繁荣了。

现在，人们渐渐认识到，国家治理不是那么简单。社会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好人和好人之间，权利和权利之间，正当目标和其他正当目标之间，依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有这种矛盾和冲突，人们之间的协作和互助就会被破坏，进而变成对立和斗争。社会秩序就会因此瓦解，甚至天下大乱。

包括选举在内的政策对策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人是很聪明或者说很狡猾的物种。任何对策，只要时间久了，人都能发现其中的漏洞和缺陷，并尽量利用，让那个对策对他有利——同时对社会失灵。这就是王朝无可回避的“中期”现象。

能否正确应对“中期”现象，是历史上那些王朝命运的关键。在这个“中期”，找到应对之策的，就能成为国祚绵长的大王朝。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或者调整得过火的，就会成为短命王朝，启动下一个历史周期。

也就是说，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社会的基本面和核心矛盾将渐渐发生重大的、不可逆的变化。而要想应对这些新问题，就需要和此前截然不同的政策和社会调整。对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是真正的大趋势，无可逃避。好消息是：这其中，既有新挑战，也有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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