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一天，唐太宗私自去视察御史府，即考试进士的地方。那一日，旭日高照、乾坤朗朗，太宗站立高台之上，看着新科士子鱼贯而出，不禁心潮澎湃，得意道：“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

天下英雄都进入我的圈套，为我牧驭。

这便是曾被世界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唐朝正式实行至两宋日趋完善、明清最为兴盛，被历朝统治者视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共绵延历史1300余载。

从唐代首位状元孙伏伽至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科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更是超越了生死，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和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且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雨，共同经一场漫漫科考路！

1、赶考路漫漫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这便是古人所谓的人生“四大乐事”。读书、应举、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正是古代中国人心中最绚烂的人生蓝图。

也因此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可谓风靡天下。一年四季、无分冬夏，四处都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上至王公贵冑，下至黎民百姓，无不砥砺子弟勤勉读书，专攻举业。

“孤村到晓犹灯灭，知有人家夜读书”，正是对这一重学风气的最好描摹。

明清科举，实行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分别为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以省为行政级别举行的考试，一般在8月举行，称“秋闱”，乡试取中的考生称举人。并可于次年春季集中到京城，参加由礼部举行的会试。会试取中者称为进士或贡士，可参加最高级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而殿试录取的一甲前三名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为了迈入政治经济特权行列，一代又一代士子埋头苦读，期望着“一举成名天下知”。

然而科考之路何其艰难，单单是赶考路这一关，便足以将一大批考生阻隔在考场之外。

当时交通并不便利，中国又地域广大，许多考生在抵达京都之前，都必要跋山涉水，虽不能说千难万阻，却也是漫漫长途了。

清嘉庆年间，有一位名叫林伯桐的广东番禹考生，在27岁考中举人后，屡次上京赶考，却均遭失败。

他一直考到42岁，以3年一度来算，也就是说他最多往返广东至北京五次，不仅耗费金钱无数，更是熬白了头发。

在这一年父亲去世后，他再无心科考，反而凭着自己丰富的赶考经验，写下了一本《公车见闻录》。这本书，大概便类似于我们如今的旅游攻略，里面不仅详细地标注了赶考的路线，更是将赶考中的各个注意事项都标注了出来，可谓古代考生赶考之必备良品。

书中提及，比如说出行前，一定要“约帮”，也就是结伴而行。结伴的人也有讲究，一定要是志同道合之辈，且以四个人为最佳。

这样一方面是彼此间可以随时切磋学问，另一方面则是能够相互照应。路途遥远，山高林密，难免不会遇到什么匪人；且考生大多弱不禁风，多人结伴也便十分必要了。

当时清廷为了让考生们能平安来京，也是费尽了心机。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发路费了。偏远地区十两左右，离北京城近的地区，则在五两左右。对贫寒书生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此外，朝廷还给考生们发了一枚“火牌”，凭借这枚“火牌”，考生们可以在驿站兑换一辆马车，车上还插有一面“礼部会试”的黄旗。

有了这面黄旗，就代表车上人乃是天子门生。不仅土匪不敢打这种车主意，就是官府也不会随便拦“公车”。

有了这些举措，考生们多能在5个月左右到达。如后成为清廷重臣的左宗棠，于1837年12月初从家乡出发，次年3月便到达，只用了3个月。

然而有些偏远地区考生，却是要足足耗费大半年光阴在赶考路上。比如清朝著名学者丁治棠，在参加光绪15年（1889）会试时，一路乘船从四川重庆至上海、天津再到北京，共耗时8个多月。

古人赶考之艰辛，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考生自天南海北而来，一路所经地域饮食、气候各异，身体弱些的，很容易便病倒。比如清人龚炜，赴京赶考途中，既中暑，又晕船，最后索性不考了，半路返回。

林伯桐对此也很有经验，在书中写道，万里之行，以身为本。建议广东考生多带些家乡特产，比如广东本地的猪肠酿肉、酱肉、腌鸭、咸鱼等；并告诫考生少饮酒、少吃辣椒，“熟久而冷者，切勿将就食之，必至凝滞”。

参差宫阙，皇门森严，考生们一路披荆斩棘，待真正来到京城时，属于他们的考试，才将将开始。

2、考场定乾坤

明朝正德年初春，适逢3年一度会试，来自全国各省的举人们云集北京贡院门外，排成长队，等候入场。

点到姓名的考生脱去衣衫和鞋袜，接受士兵的严格检查，以防藏有小抄、夹带。检查完毕，由监门官登记造册，考生方依次入场。

时辰一到，贡院钟鼓楼上传来隆隆钟鼓声，宣告科举考试正式开始。

举子们将坐在狭小的单独号舍内，开始长达数日的考试。考生中，有弱冠少年，也有斑白老翁。

考场内一片肃静，除了监试官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外，便是考生们翻页的沙沙声。

贡院是王朝为举办科举考试专门修筑的考场，宋代始设立。贡院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并建有望楼，四角瞭望台上站立着荷戈士兵，不分昼夜，瞭望观察号舍内种种情状。

宋代欧阳修便作有一首《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生动地描摹了这一壮观景象：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这便是万千考生们一笔定乾坤的时刻，他们或运笔如风、左右逢源；或思绪枯竭、抓耳挠腮；或紧张过度、战栗不已......那种肃杀的气氛，其实同我们今日的高考相比，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毕竟他们的“高考”不仅三年才有一次，且更是贫穷困顿学子蹑足官场的唯一之路。也因此，一些考生不得不运用一些“旁门左道”，为自己高中增加些筹码。

唐代科举还带有举荐制的遗风，盛行通榜和行卷。通榜指的是，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声望和才德，制成名单供录取时参考。

而为了能上通榜，考生应试前便须多方行卷，将自己的诗文佳作投献给有名望的公卿贤达，以求得到赏识后，向主考官推荐。

比如大诗人王维，在首次应试落第后，他不得不找门路行卷。他找到了唐玄宗的弟弟岐王帮忙，岐王又将其引荐给了玉真公主。

王维则抓住机会，凭借自己的诗作和高超的琵琶技艺，赢得了玉真公主的赏识。第二年王维再次应试，终于一举夺魁，高中状元。

此外，“枪替”也是当时一种十分流行的作弊手段。而那位传说叉手八次便能写就八韵之赋的温庭筠，更是被调侃为“枪替之王”。

《唐摭言》卷十三载：

唐宣宗大中九年，温庭筠参加省考。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礼部侍郎沈询，他早就听闻了“枪手”温庭筠的大名，考场上更是将他作为重点盯防对象。

考场中，温庭筠一直埋头作答，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考试时间还未过半，温庭筠就潇洒地交卷离场了。

考场内沈询还暗自庆幸，他哪里知道，一出考场的温庭筠就得意地向众人宣称，这次考试我又“救”了八个人。

从此，温庭筠又有了一个“救数人”的称号，也终于上了历届考官的黑名单，成了终生不仕的重要“典范”。

3、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关汉卿《陈母教子》第一折，有这样一段唱词：

”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把名扬，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

五代韦庄也有一阙《喜迁莺 人汹汹》：

“人汹汹，鼓冬冬，襟袖五更风。大罗天上月朦胧，骑马上虚空。”

他们共同描摹了科举高中士子志得意满的情状：五更拂晓、晓月朦胧，正是百官上朝的时刻。街头之上，早已是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士子们华贵的衣衫随风飘动，他们骑着马儿直奔皇城面见君王，当真有说不尽的畅快。

进士揭榜后，官府便会组织第一项重大活动：插花游街。新科进士们要沐浴更衣，骑着高头大马，胸带红花，游街示喜。

孟郊在《登科后》中写道：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此外，还有曲江宴饮。唐代新科进士放榜之日恰是在上巳节之前，及第者便会在曲江池旁参加宴会。

这一天，长安城内达官贵人也会携着儿女家眷一同参加，一来是好提前结识新同僚，打好关系；二来，也是为儿女挑选如意郎君创造机会。

曲江宴饮后，新进士们下一个活动场所则是慈恩寺大雁塔。士子们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的石碑上，这便是所谓的“雁塔题名”。

自唐以至明清，这一活动更被读书人盛赞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第一等事”。其中，最有名的题词莫过于大诗人白居易27岁时中进士所写：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高中的士子自是意气风发，然而录取名额必定有限，名落孙山者是当时的大多数。

那位写下“孤愤之书”《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早年天资聪颖，连续取得县、府、道三个第一，此后却是屡次落第，一生落魄。

在其《聊斋志异》中，他勾勒出了许多个赶考士子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故事，至今读来仍有动魄惊心之感。

故事载：有一书生名叶生，虽才高八斗，奈何时运不济，屡试不第。一天，淮阳县的县令丁陈鹤前来拜访。原来，他十分欣赏叶生的才华，对其施加了许多援手。

叶生也不负所望，在乡试中夺得头筹。他志得意满地再次参加会考，却不幸又一次败北。心中积郁难当，又觉得辜负了丁陈鹤的期盼，叶生就此一病不起。

后来丁陈鹤因得罪当地势力，愤而重返京师。叶生于魂梦中随往，并在丁陈鹤帮助下，终于高中。

三年后，他衣锦还乡，却见家中门厅衰败。这时，他的妻子恰巧捧着簸箕出来，一见到他，却吓得摔倒在地，半晌不能言语。

叶生很不解，问她：不过三年未见，为何对我这样冷淡？

妻子颤声道：你是谁？我丈夫三年前便因病去世了啊！

叶生一听，顿如五雷轰顶，身子顷刻倒地，化为粉尘，只余薄薄衣衫。

“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科举已然超越了生死，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和永远挥之不去的隐痛。

在中国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科举一方面培养了一大批朝廷重臣，在抑制官宦势力、革除时弊、培养重学风尚等方面产生了极大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疏漏、八股文的僵化，也造就了一批只为一身、不为天下的庸碌之辈，抑制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科举，已然成为刻画中国古代社会风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传承千年。

及至今日，仕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不再单纯指代仕途，更是指一份令人歆羡的职业，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

如今，在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也终究得以走出科举制余荫，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着中华文明千年不息的文脉，担当着家国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