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万岭

(原国家散打队教练、现国家传统武术集训队

专家组组长)

武术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传统武术究竟能不能“打”？

传统武术的当下之路

究竟应该怎么走？

这些问题，在我们中的很多人，并未能从武术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规律入手探讨，往往只是流于感性的认识和带有情感偏袒的议论，反映了这部分人存在着思维方式的局限和认知边际的混乱，以及取向定位的自闭与排他。所有这些和正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我国，正需要着力光大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筑高文化自信之时，不能形成有益的认知契合。如果现在不能厘清武术与“传统”的关系，这将不利于武术更好地汇入时代和走向未来。

一、对“传统武术”流行说法的

异议

（一）武术本质是“打”的提法并不准确

首先，武术本质绝非仅仅是“打”，这只是“武术”称谓出现前或初始阶段所具有的涵义。随着日久的传承，“武术”已深入到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导致其产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其中的功能效用也就自然要发生质的分化。尤其是“套路”作为一个实体逐渐成为武术发展的主体后，“打”的成色就不断被消蚀，以致异变为只带其含义的演练招数而依附于套路。此时的“打”只是套路的表演方式，甚至因失去其“本体”存在而成为一个虚立的概念。

其次，弃以套路为发展主线且存续有年的历史，非要把武术理解为只是“打”，那么中华武术还有完整意义上的“传统”吗？如果武术的本质只是单纯的“打”，那么已成体系规模，专注演练形式却与“本原的打”不能直接关联的套路还能称为武术吗？如果武术缺少与其它搏击术的本质界定而笼统地讲“打”，那么其“传统”还有特色可畅谈、可建树、可传承吗？

其三，“打”是世界上所有搏击术都备有的属性，但在论及“打”时，所有项目当然也包括武术在内，都不能忽略其间不同的对抗特质。如用于殊死的敌我搏杀，或通常的防身自卫，或以武会友的切磋试探，或体育的竞技比赛，这都有着明显地区分。如果置属性、目的、程度及系统关联于不顾，如果把变质许久与未变质前的同一事物“本质”等同起来泛论武术“打”的本质，就只能是“失真的本质”。真实的“本质”，本身就含有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性。

（二）烙有各拳种印记的“打法招数”并不能打

传武习练者自以为对抗时，体现各拳种门派中具有套路招式印记的“打法”，是对武术的正宗传承，同时也把没有明显拳种套路韵味的招数自然排斥于传统武术之外。素不知，接受过训练的格斗对抗，无论中外，在身处对抗的应急状态中，其必将循“实用”原则练就的动力定型，随机且能动地追求实战效应。此时，由于对抗目的的单一性，施行时必然是运用简洁、明快、瞬变的方法，技术表现自然也就无暇和无需顾及各自拳种门派的架势韵味。

其实各门各派的拳架走势，并非是格斗技能的自然归纳，而是套路演练的人为编撰。正是这种标新立异的追求，各拳种在论及“打”时，也会把展示其套路韵味当作不二选择。将此标定为是在恪守“传统”，实质上是“反传统”的，因为武术的史实是“‘打’先于‘套路’”，一味推崇所谓套路韵味的“传统”打法，实属舍本逐末的虚妄之论。

（三）寄望“隐世高手”与“无规则打法”并不实际

尽管在以往众多的“约架”中，传武习练者屡遭“虐杀”，但仍有一拨“不认这壶酒钱”的人认为，传武技击术的失利是因为真正高手的隐世，或是因为受制于规则的限定，或是因为缺少专业时间的训练。还有人喜欢用传统武术中“能打”的传说来示意时下“打”的水平今不如昔。

以上说法对众多不了解武术，且又多愿用“感觉”议事的人来说很有市场，但这却不能因依附者众多就以为是真实。武术中的实战说到底是一门操作技术，它需要不断地训练与较量才能积累实践经验和提升对抗水平。用“闭关修练，独处悟道”以求“东方不败”的传统技击认知绝对是一种臆想。

再说“无规则打法”，这在非战争状态或非抗暴自卫必须时，自始都是有违公序良俗的。在平和社会里，搏击术只有作为竞技项目存在于体育范畴之内，才能不违文明社会的道德与法制。如果说因为讲了规则就打不过人，或少了阴损招数就被肢解了武术的“大精深”，这恰恰容易让人对其产生缺能乏术、言过其实的理解。

至于武林中技击格斗的轶事，太多的是无法实证的传说或出于对前辈先贤敬重的杜撰。其实武林中传说的“交手”大多是在切磋层面的“说招”或“一触即分”，如果跳脱出传统武术“切磋”概念的实操，那一定是没有拳种风格与章法的“野架”模式，上世纪50年代轰动香港的太极拳大战百鹤拳之事即是佐证。另外在传统年代，因相对封闭和浓重地域观念，以及交流的非体制化和维护师门荣誉所需，人们对不多见的格斗技能或是予以过度渲染，或是难以作出客观评价与水平衡定。

二、对武术“传统”的解析

（一）“武术”的归类和“传统”的分辨

第一，“武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是泛指包括器械和徒手在内的所有与“打”相关的技艺功用，亦有“以战止战”的涵义，该说法被普遍认同与应用则是从清末开始。尽管在“武术”之前，我们民族的先人就已积累和掌握了“打”的各种功能，但现在的人们还是习惯将这些都统括于之后出现的“武术”概念中。现在谈论武术技艺时，对它是否先后于“武术”的说法是忽略不计的。

第二，“武术”发展至今主要以三种类别显现，一是“实用武术类”。这在冷兵器时代，主要用于军事集团间的搏杀需要，至火器时代后它的应用愈渐从次，至今则成为军警人员所须有的专项技能之一。此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群体配合与多功能协同，力求简捷实用，一招制胜。现在这种技能在职业占比中已不再居过多权重。

二是“民间武术类”。即在社会上流传至今，以所谓技击方法为主加入转承动作编撰而成的，以套路演练为主要展示方式的，以门派自居而林立于社会的各色拳种。这类武术随历史向近代推进，愈发主张“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的规格化要求，并作为衡量武术功力高低的重要标准，其中“打”的比重与烈度就愈加降低。此类武术从整体上看，其发展趋势呈式微状态。

三是“竞技武术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先后将武术的套路与散打纳入现代竞技体育范畴，分别制定竞赛规则，形成以技能、体能与心智能力全面比拼和立判胜负的竞技模式。其应用技术由此得以规范化、极致化和更具表现力与实用性。该类型是为“比赛”而设立，以“打赢”为目的，与社会上偏重“韵味把玩”的民间武术已有泾渭之分。

这样归类武术，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与现实的表现看，尽管这三种类别有着密切联系甚至存在部分的交叉与重合关系，但在本质上还是分属不同范畴的。目前社会上对武术及其传统的议论，其实指向的就是“民间武术”和受其波及的“竞技武术”。但很多人在参与这场争辩时，却又因“当局者迷”而不能清晰区分其间的类别及功用，所以大量出现“鸡同鸭讲”的混淆现象。现将再次强调类别，就是为了对武术及其“传统”能够进行深入、明晰、至理地探讨。

第三，至于武术的“传统”，通俗地讲，就是对“今天”之前社会上所表现的那些民间武术的统论。不过这只有是时间上的单维认定，因为它缺少对空间以及其演化的论述，就显得该说法不够严谨。

因为社会上的民间武术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各自特色来呈现传统文化几乎全部内容的载体，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过去的需求、观念和情绪的大致反映，是一种“道德境界”（冯友兰）的生活技艺。还因为武术自身的内容纷繁庞杂，使其容易混淆“传统”的年代感与品性的良莠不齐，所以不具有现代观念的“系统”意义。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时空一体的维度上，对武术发展过程中各拳种生发的时间节点，影响范围与持续效应，以及历史变化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考量，再依不同属性将其分为“传统武术”和“武术传统”两个概念，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武术的“传统”。

所谓“传统武术”，是指在我国民间社会中得以流传至今的各个拳种、各类功法技能以及习武典籍。它们都是武术发展至某个历史节点时所形成的物化标的，表现了当时的武术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的水平高点。比如前四百年左右发端于河南的太极拳，又如成型于更早年代的少林拳，还有生发于不同时期而散布南方各地的各种南拳等，都可认定是民间武术在各自那个时代的里程碑。并且还因为当时及此后这些拳种的习武传承者不渝地恪守与推介，使之成为特定的范式而广为流传。现今绝大多数习武者在谈及武术“传统”时，也大都是指向这些具体的拳种。

所谓“武术传统”，则是把民间武术在各个历史节点上矗立起的不同武术标的物，有意无形地进行内在的联系，进而揭示各“传统武术”尽管有着年份、地域与技术表现的不同，但仍能呈现出趋同的历史与文化存续，并由此提炼出它们带有的共性发展规律与武术本质，以致成为通识认知，最终使得“传统武术”在历史的传承中形成一种精神链接和文化认同，且又反过来不断地去影响着后来的“传统武术”的发展思路与走向。

（二）“传统”的武术意含与由来

武术在“传统”中决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肢体运动和开“打”形式，它更含有着诸多的文化意涵，一是以套路为发展主线并形成“南拳北腿”为主要技术特征的，多达130个拳种并流传至今的，一个武术技能及表现的共生圈层。二是各拳种门派都会记录和汇编保有独自风格的拳脚和器械的打法，但这些“打”却是以套路形式保留的。三是排除军事政治集团所需要的武备经略和祭祀操典，武术经长年发展，已由单一的格斗技能演化为强身健体、防暴自卫；走镖护院、卖艺授徒；行侠匡义、以武会友；寓教于乐、修心养性，或兼而有之的多种取向和不同功用。四是逐渐形成门户传承与行走社会的，以“义”致“和合”而非用“力”摄“江湖”的，一整套武林中人大致认可与通用的行动规范和准则。

武术的“传统”，是和以农耕经济为生存基础的中华先民所养成的“顺天守成”天性与“安土重迁”观念，以及随即形成的“熟人文化”（费效通）圈子分不开的。加之经历代推行“外儒内法，释、道相辅”的政治专制与宗法伦理结合的长期统治，民众自然生化出“尊卑有等、崇德尚仁、克己复礼、谨慎内敛”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宋、元以降，“重文轻武”之风日甚的社会认知，不由得使武术要舍弃张扬个性，弱化真打实斗的技击能力，改走推崇“中和”性质的套路模式与发展路径。以致在后来的不断演化中，武术被添加了许多与“打”无关的内容，却进入其“传统”的范畴，甚至成为发展的主流。

（三）武术“传统”的思辨及本质

首先，武术“传统”最主要的特性，就是它始终处于一种悄然“扬弃与整合”的自组织状态，即在“传统武术”的历史进展中不自觉地舍去其中不适时用的东西和汲取新要素，就如同“特修斯之船”一样，尽管它的“要件”、“连接”因需要而不断变换，尽管对它变换的整个过程充满悖论，但由于其“功能与目标”的确定性而使历来的“武术传统”具有全同性。同时它还始终处于一种自然的“流变过程”，即在武术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武术”不断呈现出较多“渐进”与不多“突变”的交替状况。从而使它不断异于自己的前体，就如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但因其实体的主体性质最终还是决定了“武术传统”的延续性。

我们现在主要继承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武术传统”，因为它远比相对固化的“传统武术”更能体现武术文化的本质，更能揭示与掌握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总体趋势。

其次，武术始终是将“尚武崇德”作为教化武者最根本，最重要的人生课业，以通过“武”的“格物”来达到对“德”的“致知”，用“知行合一”践行“德化天下”的道统，最终完成一种对“生命情感”的终极感悟。在此约束下，习武者的夙愿当是完成平抑肃杀戾气的修性，以至上可“平治天下”，中可“行侠仗义”，下可“独善其身”，且不齿于逞凶斗恶、持强凌弱，由此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化境。尽管太多的人最后都达不到如此境界，但仍不失为是中国武者们孜孜以求和民众普遍认同的“至正武道”。至此，武术不再是追求强烈度甚爆的真操实作，而是转向以验证技击技法，“寓‘打’于‘练’”、“以‘练’显‘打’”的套路及演练。此时“打”就成了一个广义的概念和低烈度的交流手段——有别于其它搏击术的只有“打”或“以打为主”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散打作为“实体”的确立才使得“打”又成能为武术的“主体”成分，并与套路一道形成“练”与“打”的二分天下。至此，“打”才成为武术“本质”的有机构成，这才是武术真正具有的特立独行的“传统”本质。

正因如此，我们在研究武术的“传统”时，就不要过多地去纠结武术“传统”的具象形态，而是基于“扬弃与整合”和“流变”规律，去撷取“传统”中对武术至今往后发展仍在起着具有启发与引导作用的思想，和广大受众群体能感受到武术中优秀“传统”正在与自己、与时代同行的精神，以及向世界传播武术时漫溢出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魅力。

其三，作为各个历史节点上的“传统武术”，我们可以去研究与“复古”，目的则是为了探索武术发展中的文化精神，而不是为了厚古薄今甚至贬斥当下。

“武术传统”与“传统武术”的概念在非学研状态下也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与搞不清两者间区别是不同的。然而就有包括习武者在内的很多人，对此是处于无知的“自在阶段”或无意的“遮蔽状况”。所以在宏观上，他们有可能会承认武术应该具有“发展”属性，但面对现实时却又会认为已然的“传统”是不应该或不可能逾越的。甚至完全无视当今平行世界中其它类同项目，而陷入“传统的围城”里盲目吹嘘武术的超能，并试图将其成为今后武术发展的圭臬。另有部分人则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割裂了当下武术与历史的联系，即认为现行武术状况是当下人的认知和意志表现，由此否定武术的传承关系，使之成为实质上的无本之木。

（四）“传统武术”的构建基础及品格

传统武术，一是受制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必然导致其要以“套路”形式去掩饰武术中直白真实的“打”，由此“打”的功能逐渐被弱化。二是在传授“打”的技法时，会改用“说招”和“对练”等方式来降低对抗强度与搏杀烈度，从而彰显“德行天下”的君子气度。三是从模拟性质的对抗练习中，把感悟到的所谓“打法”作具象归纳，为此后的新套路提供素材，其“打”的招数也就自然带有各拳种套路的动作痕迹，却因少有检验而与实际效用无关。四是传统社会的武术，其“打”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不乏为一种易被理解和接受的，了断突发纠纷的应急处事方式，单纯的“竞技”并非是其必须选项。五是传统武术的“打”，会因门派荣耀、身价名声、道义担当等诸多原委，对抗时就多含有应对不同场景、不时之需和顾及颜面的，包括市井算计式小聪明在内的保全智慧。此时的“打”更多是通过“未战而屈人之兵”的演示或“先胜而后战”的警训来展现强者风范和教化作用。

基于以上因素就可得知，传统武术构建的品格就是：德行 “打”为含义编撰的套路 递弱的对抗能力。

至此，我们讨论传统武术的“打”，自然就不是一般民众所认为的“能打”类型，更不可将意识中的“打”确认为现实中的武术本质。

三、“传统武术”的认知定势

及其反思

（一）认为武术中传统的“打”应该直接源自套路，尽管很多人也知道“打”的技法最先是来自于生活实践，却又认为武术的先贤、前辈已将其作了先行的罗列编纂，后辈们只须从中汲取即可而无需再从源头做起。

可是因长期缺少“打”的实践，自然不能体会到对抗中的三个至要因素，一是套路里只留下了“方法”而没留住“时机”，真正的对抗是“时机”比“方法”更重要。二是套路中展示的“技法”因为被赋予诸如表演、健体、修性等其它作用而使实用动作变形，此时就不可能表现出原有的对抗运用能力。三是套路中的技法，排除杜撰的成份，也只是对某个拳种在某个地域、某个历史节点上技术表现的记录，而缺少检验且异化的“传统技法”是不能直接成为今天竞技对抗的应用技术。但很多人还是不自觉地陷入“对抗技法源自套路”这一“锚定效应”的思维陷阱之中。

（二）恪守传统的武者在其进行对抗竞技时，都会有意无意地采用二元思维方式，即与人较量时不仅要考虑如何应用技能对付对手，还须在运用中展示相似于各自拳种门派的具象动作，这样才能标明自己的门户出处与传承。这种认识已成为包括观者在内很多人的一种思维定势。

随着视野的开阔与认知能力的提高，这种认识已不可取，一是把用于套路演练的异化“打法”用于真实的格斗对抗，根本就是颠倒了技击与套路的成因关系。二是技击风格应由规则引导并在实战中形成，既要真实对抗又要体现拳种韵味在实战中是无法体现的，这从过去许多大师名宿留下的影像资料中即可窥斑见豹。三是二元思维的“打法设想”影响了不止一两代习武者，那正说明传统中武术的“打”，在包括散打在内的武术技击术重返武术的历史舞台之前，早已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

（三）传统武术一般多会采用“托古改制”方式“创新”。 这是各个拳种门派中练有所成者，为示嫡传或正宗就假借前辈、先师的名义，把自己体悟的一些类似本门特点的具体技能，作为“新功法”添入原有拳种内，就此套路越发增多，以致人们产生掌握套路越多者功夫就越高的认为。

然而这种创新方式，正说明了传统武者多有不敢违背祖训，不敢持有怀疑与批判的态度。所以只能是一种同质意义的具象堆砌，却奠定了以套路为主体的发展趋向。这样的“创新”就只能是滞留于低层次的“传统”认知闭环之中，自然也就没了对传统武术质的突破。

（四）人们都知道传统武术历来就有秘不外传和不轻易示人的说法，为此也就连带着相信有“世外高人”的说辞。然而尽管至今未能出现，但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有“黑天鹅”的出现。这从概率的角度讲是可能的，但从须通过身体力行来体现传武打法及其应用体系，具有获胜的普遍意义是不成立的，因为“黑天鹅”只需要单纯地发现就可推翻“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是一种简单“发现”的线性作业方式。但要出现真正的武术“高人”，则必须具备信息畅通的渠道和与时俱进的开放理念，具有学习训练与交流实证的方法和环境等诸多路径依赖，这决不是靠脱离社会的个人能做到的。另外如要等太久时间才有“世外高人”出现，其成才率就未免太低，这进而可以认定，传统武术技击对抗的技术与训练已完全落后于现代竞技体育的理念与体系构建。

（五）传统武者往往会对从传统武术基础上推导出的竞技套路和散打，不认为是对传统武术的继承发展，理由是竞技套路已经随心所欲的全面“舞”化，散打则已没了拳种门派的具象样态和韵味。

尽管竞技的套路与散打在发展过程中确有一些问题，然而传统套路的演练，难道不也是通过“舞”来透露其自认为“武”的含义。并且大量实践证明，那些所谓有“武”含义的套路动作也一样不能直接用于对抗，“打”的技能只能经由实战检验方可真正形成。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些传统武者总是用直观形象和表象感知来延展其想法的。岂不知无论是少林拳的“黑虎掏心”、陈式太极拳的“掩手肱锤”，其实都是一种手臂的连杆式屈伸性动作，其“拳”走的路线都是直线，与包括散打在内的其它搏击术的直线拳法没有本质差异。这就是对套路或技击动作技术表现作出的“抽象”理解，即透过事物现象来提取其中带有共性且本质的特征，舍弃其它非本质的表现。

传统武者否认“抽象”或“演绎”是对“具象”与“归纳”的披沙拣金，是对“传统”的本质继承。因为他们不懂“具象”是常识，是经验积累，但不具有必然性，其中被一些人用之有效的一些技能，复制率和广泛性并不高。例如传说中形意拳名师郭云深打天下的“半步崩拳”，此后就再没听说过他的传人也有这般的能力作为。“抽象”是一种逻辑思维，是一种“突变”形式和思辨结果，具有复制的普遍性。就如现代散打中的“小边腿”，决不是对传统武术中“弹腿”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对其抽象的基础上演绎出的全新且能普遍应用的动作技术。

此外，人们对于带有共性的突变形态，一般不会去和脱胎于其中的各种具象形态作本质联系，而是把其看作一个新的具象形态，并与其它搏击术中类似的动作作表象联系，从而贸然结论为“舶来品”，由此否定其对传统武术的“抽象继承”。更有甚者，一些传武技击赛事，为宣示“正宗”就与疑似舶来品的动作技术切割，并阻止其在比赛中运用。却不知，越是注重原有具象形态就越不可能进行更大范围的整合，越是无谓添加事物内涵就越发限制了它外延的扩展，从而失去兼容并蓄的品格。最终的传统武术就被形式上的“纷繁庞杂”代替了实质上的“大精深”。

四、传统认知的问题所在

（一）因为囿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就容易产生“安于现状”的依赖心态，这很容易使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不愿吃力去作全面深入地了解，更喜欢事不关己的人云亦云。还因为农耕文化的前现代性质，其信息数据既有局限又不准确，人们对武术的认识，只能限于自己所接触到的东西。进入现代以来，尽管对武术不乏有大量的信息和可行的引导意见，人们还是会因习惯成自然的潜意识而不自觉地不予采纳。甚至因为执着惯性认知而陷入“确认偏误”或“自利偏误”的误区，简单地说即是沉溺于“自圆其说”，或将成功归己失误归人的“知识的错觉”之中（史蒂文·斯洛曼/菲利普·费恩巴赫），最终沦落为一种闭环思维的认知方式。即用自己习得的一套方法论循环论证武术中的所有问题，并浑然坚守自我验证的判断，久之则使这种认知越固定，越自以为正确，如遇有外来因素的干预或颠覆，就会焦虑、恐慌和反对。

（二）在“武术”的传统思维中，因为过多强调尚武要以崇德为毕身追求，以致忽视对武术技术系统的探索与构建。因为“尊贤为大”而不敢怀疑宗师先贤的拳理功法，只有恪守与注释的份，以使武术陷入保守封闭状态。因为习惯于凭籍主体的自觉认可去把握事物事态，偏重直觉体验与实用理性，阻断了武术科学思维方法的产生，以致弄不清“抽象继承”的逻辑关系。因为崇尚致中调和，排斥过犹不及，才使得传统武术对抗的强、烈度弱化和非竞技化趋向，却养成“眼高手低”的自以为是，以致不断被虐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华夏中心论”的影响，不能客观地对待武术的传统，不能辩证地评价同时代的搏击同道，不能用“第三只眼”去发现世界武道的格局与趋势，以致现在的武术技击项目在自家的“窝”里都“横”不起来。加之现在的体育部门，其职能只是“竞技”“健身”，只能作“对口的线型”操作，有关武术历史传承乃至精神层面的探索，东西方搏击的文化比较，发展战略与市场结合的研究推广，都并非一己之力所能。致使实践与理论不交集，需求与引导不匹配，问题与纾解不切合，这些都导致了武术至今未能真正走出“发展的迷局”。

（三）一段时间以来，首先因为接触与感知过太多动作技术相似、应用技术雷同的套路与技击的各种赛事，所以对此类型赏析的兴奋点降低或消失，更使一些人想要寻求风格颇具反差的另类表现，以解“审美疲劳”的心理。其次受到社会上流传已久的评话、说书和新旧武侠小说以及现代功夫影视剧作的影响，相信了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才是中国武术的真谛，并不自觉的以此为标准来建立自我意识中的武术模型，然后成为其要求和衡量武术的“必要条件的肯定判断”，从而否认了现实中已然的武术存在。

五、武术发展之路的探讨

当今世界是一个万物竞争的时代，然而“竞争”带有需求差异，首先是求得生存，为的是不出局；其次是占据位置，必须有话语权；其三是为推行价值观，就要获取引领地位和扩大认可范围。当前武术的位置只能是处于“求得生存”与“占据位置”之间。前段时间，武术尽管时有成为新闻热点，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实质上“不被看好”的根本态势。

“武术”要重塑金身，就须重整旗鼓，重新出发。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从改变思维模式，摒弃惯性认知，遵循发展规律开始。当然，从文化的角度对当下武术的传统作出普遍意义的传承似乎还力不能逮，但是我们可先从其最显性的“展现”特征入手，以求达到对武术及其传统的深入理解，合理扬弃和全面弘扬。

第一步，整合概念。现实中的“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尽管因后者而受到诟病，实质上是处于一种不交集的平行状态，甚至直观上看不出两者间有存续关系，这将不利于武术整体的传承与弘扬。为了让“传统武术”能融入现代，让“竞技武术”更接地气，我们必须将“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真正有机地统摄于“武术”这一概念之下。这种统摄不仅限于技术的构成，更是基于历史文化与精神情感的认同和连接，所以不必过于拘泥现代体育的“项群分类理论”。为做好这种“统摄”，就一定要诠释好武术发展中“渐进与突变”的辩证关系；阐述好武术技术构成时“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关系；处理好武术练打结合期“共襄与分治”的整合问题。

第二步，构建模型。即运用现代体育竞技模式，将武术技击与套路有机构成“X”结构的“梯度式”竞技模型。即把项目按定制条件划分三个层级，分别置于“X”结构中，其中“X”交叉点以下两条斜线比作以套路和技击为主的两个项目，由少儿年龄层或初学者自主选择参加其中一项的训练与比赛，这为初始阶段，作第一层级。“X”的交叉点则表示该区段施行的是套路 技击的练打结合项目，是青少年至成人需要提高训练与比赛水平后的参与项目，这为晋级阶段，作第二层级。“X”交叉点之上两条斜线，意指再次将套路与技击实施分野，是为在练·打阶段的经历要求与参赛成绩已达规定晋升标准，且有意愿进入高阶训练与比赛的成人所设置，这为高端阶段，作第三层级。

第三步，技术构成。武术技击：按现行搏击界通识的拳、腿、肘、膝、摔、拿技术构成武术技击的“全要素打法”。这样既可体现武术意识中应有的无所不包的技击含义，又使项目对抗的真实感更接近“打的本原”，从而贴近民众的赏析心理，并易于引发其共鸣及参与激情。关键是在面对现实中已进入国内并形成“割据”态势的各类搏击项目，重构的武术技击项目必须饱有“兼弱攻昧”的竞争特性与挑战能力。这符合历来就有对各类搏击术进行“横向比较”的大众心理需求，也是中华武术技击术走出传统的“生活技艺”，真正入行竞技体育，以求占据世界搏击项目鳌头的必备之举。

武术套路：应该突破“高、新、难、美”这一单纯服从于竞赛评判的标准，因为这样易于出现演练的雷同化，更有向外界传递武术并非“大精深”的扭曲含义，最终倒置了服务对象。所以要将套路已有的“自选型”定制模式，改为标榜各拳种套路的“自主型”开放模式，从而体现传统武术不同技艺的质朴淳真和“武感”韵律，而不再仅是含意简单的高、难度和“无本”的新、美表现。用于竞技的套路要重回社会就必须走“百家争鸣、雅俗共赏”的发展之路。

当然，无论是重建后的“技击”或“套路”构成，其中的应用技术或表现难度以及出赛规则，都要和构建“X”结构的“梯度式”竞技模型相匹配。

第四步，发展路径。随着体育改革即将全面展开之际，新设置的武术项目亦要稳健起步，快速入道，通达致远。我们对此应采用“交融并举、分进合击”的策略，提出“走向社会，走向全运，走向世界”的战略考量，使新项目能够尽快进入预设目标。

所谓“交融并举、分进合击”，就是先用“X”的交叉点即“练·打结合”模式开始推广，待有一定成熟度后再分阶段、分步骤务实地推进“X”交叉点上下两端的项目，最终达到满足社会各类人群不同参与需求的目的。

战略考量中的“走向社会”，是因为这样可以促使新武术项目最快地积攒人气，以产生社会效应，进而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应该率先考虑。届时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与有关部门合作推进新项目进校园和建立基层辅导点，建立武术与专项成绩、荣誉，甚至是学业挂钩的综合评价系统。二是直接进入市场，即联合社会资本打造新的武术职业赛事的体制机制，以形成真正的武术产业模式和规模效应。

“走向全运”是此举能够引起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因为新武术项目如果进入全运会，很多省份就会考虑该项目的省运会设项，这将有助于项目的普遍落地和开枝散叶，有助于项目后备人才的培养、输出，进而反推这个项目投入市场后的行情上行。

“走向世界”是为证明我们有能力向世界展示最好的中国体育项目，同时能够宣传凝结于项目中的传统优秀文化和东方智慧，使中华武术更加声名远扬。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该项目能争取进入奥运会，如是，则将为世界体坛作出一次实实在在的中国贡献。

“三个走向”是武术发扬光大、行稳致远的必要条件，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须得“实力当先”和“特色鲜明”。为此“做大、做强、做优”将是武术的当务之举，“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则是武术的必然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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