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stic(在中国的无数外国专家，很少也许绝无人有他那样勤苦尽力)

图1 安德里亚·司丹巴

编者按

前南斯拉夫著名医学家安德里亚·司丹巴是20世纪社会医学与国际卫生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他的社会医学理论对初级卫生保健、健康与疾病社会决定论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创建的公共卫生体制被誉为南斯拉夫模式，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大力推广。司丹巴参与创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他三次来华指导中国卫生体系的建设工作，为中国卫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深入云南矿区调研旷工生活，关注职业病，但报告在国内被禁止；他曾与宋美龄有过多次会面，坦率地描述了他所目睹的社会状况；他曾在春节期间的火车上偶遇胡适，后来胡适在《新年的梦想》中对他高度赞扬，称“在中国的无数外国专家，很少‘也许绝无’人有他那样勤苦尽力的。”

本文根据司丹巴的论著、相关档案、口述访谈、回忆录等资料，回顾他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贡献。

撰文 | 苏静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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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亚·司丹巴（Andrija Stampar，1888-1958）（图1）是前南斯拉夫著名医学家，被誉为20世纪社会医学与国际卫生领域最富有魅力的领导者，在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领域享有赫赫声名和广泛的影响力 [1, 2]，“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行动派……他把自己的理论看作行动的发生器，而不是目标的终点。” [3]美国著名公共卫生雪茄亨利·海德（Henry van Zile Hyde）在忆及创建世界卫生组织时二人的合作时称：“在巴黎期间，所有人都很快克服掉隔阂，发现‘巴尔干熊’是位非常可爱的熊先生，事实上，是全人类的朋友。” [4]他丰富的社会医学理论被认为是初级卫生保健、健康与疾病社会决定论的起源。[5-7]他在南斯拉夫创建的公共卫生体制令世人瞩目，被誉为南斯拉夫模式，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League of 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国联卫生组）的大力推广。司丹巴也因此而活跃在国际卫生舞台，参与创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以及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机构（数量达数百家）。他曾于1931、1933和1935年三次来华指导中国卫生体系的建设工作，为中国卫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和国联卫生组主席拉希曼（L. Rajchman）关系甚笃，自1924年起，司丹巴就在国联卫生组的多个国际专家委员会中担任委员。1930年，司丹巴在国内去职后，正式受聘为1931-1933年国联卫生组常任专家，赴各国调研、讲学和提供技术指导。随着参与国际卫生事务经验的增加，他对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随着中国与国联在农业、教育和科技领域合作日益紧密，1930年，中国与国联卫生组达成了正式的合作计划[23]。接替司丹巴担任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鲍谦熙受国联派遣来华，作为国际顾问为国民政府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技术支持。1931年，卫生部保健司司长金宝善赴欧洲考察，他比较各国卫生制度后，认为参照南斯拉夫模式来推行中国的医疗卫生建设比较实际，即：

“建立国家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下辖一些研究和教育机构，以此向乡村人口传播公共卫生知识；由国家主导，中央机构协调各地的管理机构，本地自足，大众化开展；外国与本国专家共同制定乡村重建和公共卫生计划。”（[24]，页112）

1931年9月8日，国联卫生组委任司丹巴为赴华工作专家，任期1年，执行国联卫生组与中国建立卫生体系的合作规划，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专门报道了这一消息[25]。但由于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和国联卫生组美国委员会的委托，司丹巴在1931年10月-1932年1月临时被派往美国和加拿大调研医疗保健的成本问题，实际上未能到任。在1931年11月，司丹巴受国联卫生组派遣首次来华担任临时卫生顾问，指导中国在同年夏发生特大洪灾后长江流域灾区的传染病防控工作（[26]，页15）。

1932年10月，中国农村卫生调查委员会主席李廷安奉命调查中国农村卫生机构，发现全国乡村卫生机构共17处；全国乡村卫生人员仅187人；全国农村卫生总经费仅140336元，“数字所现机构人员经费之不足可谓触目惊心”[27]。同年底，国民政府启动“发展卫生事业三年计划”，在各省筹设卫生卫生机关。国民政府意识到农村卫生建设已迫在眉睫，再次盛情邀请司丹巴来华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署国际顾问。1933年8月30日，司丹巴第二次来华，指导中国筹设地方卫生机构。

此后三年，他到过16个省份（图2），西至甘肃、宁夏，南抵广西、云南，广泛开展社会和经济状况调研，并协助创建卫生机构。他在华期间，与刘瑞恒、杨崇瑞、晏阳初、兰安生都有过密切合作。

陈志潜在回忆录感怀司丹巴在定县的多次到访，并对他深入云南矿区调研旷工生活之悲惨甚为敬佩。[28] 司丹巴曾与宋美龄有过多次会面，坦率地描述了他所目睹的社会状况。[29]他曾在春节期间的火车上偶遇胡适，后来胡适在《新年的梦想》中对他高度赞扬，称“在中国的无数外国专家，很少‘也许绝无’人有他那样勤苦尽力的。”[30]

图2.司丹巴在华调研和指导建立地方卫生行政体系的省份

1. 广泛的社会和卫生调研

江西是司丹巴调研的第一站。1933年，司丹巴作为国联顾问团成员赴江西各地调查教育、农业和卫生设施等状况，发现江西省的公共卫生服务薄弱，由内政局管辖，在职人员仅有一名缺乏卫生管理专业训练的医生，且还在南京进修[31, 32]。他根据调查结果起草了《江西省的卫生工作》的报告，建议：

设立省卫生处，建立10个农村福利中心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计划，每个中心至少设立一间村卫生所，包括有4-15张床位的住院部和日间门诊，至少配备1位医生、1个助手和1个助产士。这些中心负责传播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通过种牛痘、学校卫生、清洁水源、打扫厕所等活动提高人们的健康和公共卫生水平，并制定相关卫生条例以禁止不卫生的行为。

1936年，司丹巴再次回到江西，对这10家农村福利中心和省卫生处进行调研，之后对江西省的农村卫生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其革命性甚至触及社会和国民政府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复兴的主要障碍，并且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不得要领，省卫生处对农村卫生工作不够重视，治病有余、预防不足，疫苗接种人数和助产士接生例数过低，数据收集过少，并且未解决生命统计、地方病和儿童健康等问题。他建议政府拟定出校舍、水井和厕所的建设方案。尽管这些问题是其社会医学思想的核心，但也恰是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解决的。

图3.地方卫生体制的结构和职责

2. 协助建立地方卫生体制

司丹巴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图3）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他建议各省应当首先关注乡村人口的需求。

“中国将近五分之四的人口是农民，……在农村几乎没有任何设施存在，农村卫生中心是公共卫生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单位。这一点应当被省级卫生处的工作人员理解，省级卫生处应当设在省会，为省会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但这不应该是其首要任务，首要任务应当是管理和指导农村卫生中心。省卫生处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城市人口提供额外的诊所和医院，而是和农村卫生中心组成统一的机构。在各省市建立省卫生处，原则上包括门诊部、助产士学校、诊断实验室和小型医院。助产士学校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为农村地区培训医生；实验室是为农村卫生中心的诊疗工作服务；学校卫生中心必须对全省学校的卫生工作进行指导；卫生宣传部门应是出版中心，印发小册子和宣传材料经过农村中心发放到农民手中；医院的设立是为了接收从农村门诊部送来的病例”。“省卫生处的服务应免费或者只收取名义上的费用。……卫生中心、国家医院和所有国家卫生机构应当由公共税收而不是医疗费来维持。卫生中心还应负责收集信息，中国的卫生工作因为缺少关于卫生状况的信息而更加困难。” [33]

不久，国家经济委员会按照司丹巴在《江西省的卫生工作》报告中的建议，在江西设立了省卫生处、省医院和实验室、若干护校和助产士学校、南昌市卫生站，快速整顿了若干卫生机构。在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先后在临川、南城、丰城、新干、高安、永修、南昌、吉安、上饶、宁都设立了10个农村福利中心，各中心设1个卫生所，配以卫生厅下派的1名医生和1名助理，1935年又增派了一名经过现代培训的助产士，有4-15张床位；以卫生所为中心，开展了接种牛痘、学校卫生、清洁水源、打造厕所等工作[34]。1935年，虽仅有6家福利中心运营，已成功为2万人接种了牛痘，5000人接种了伤寒和霍乱疫苗，诊治病例达42, 500例，提供疫苗34,000支，为5, 426名学生进行体检，修建204口水井和163个厕所，现代助产士接生例数上升至329例，婴儿看护例数达1, 000多例[35]。至1936年，有些卫生所的卫生服务已令普通县级医院相形见绌[34]。之后，江西农村相继建立了20多个性质、功能类似的农村福利中心。[36]到1937年1月，江西已有83个县建立了卫生院，普及率为全国之冠。

1934年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以“建设西北、开发边疆”之名，派姚寻源、司丹巴等赴西北调研卫生、兽疫和农村复兴问题，达一个月之久 [37, 38]。5-6月，司丹巴等亲赴宁夏，接洽宁夏全省卫生设施计划。建议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置西北卫生组，在陕西西安、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及宁夏各设一卫生实验处，分掌各该省卫生医疗及兽疫防治事务。经与陕西、宁夏、青海协议，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了《暂时协办卫生事业草案》，以拨助医药卫生设备和补助技术人员薪水的方式，先后成立了陕西省卫生委员会和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卫生实验处。

1935年，中央卫生处派寄生虫学系主任姚永政等到滇缅公路芒市研究疟疾，调查思茅疟疾的流行情况，省府请其代为计划全省卫生医疗事业及设施步骤。1935年9月，卫生署另派司丹巴到云南指导，决定协助省政府于省会设立省卫生处和省卫生试验所以及抗疟委员会，负责全省的抗疟工作。

司丹巴调研中发现，陕西省原有的卫生医疗机构仅有省立医院、防疫处、贫民戒烟院和一所私立助产学校，于是建议除由陕西省政府照拨原有经费外，由陕西省卫生实验处在西安筹设卫生事务所，办理省会卫生事务。同年6月，他指导陕西省在县设健康教育委员会办理学校卫生，设立省立助产学校办理妇婴卫生工作，先后在华县、三原、榆林三县建立县卫生院。县卫生院除开诊治疗、救死扶伤，还开展卫生教育、预防接种、环境卫生等工作。此后，陕西的渭南、凤翔、宝鸡等10县也陆续建立起了县卫生院。陇县、兰田、武功等8县建立了卫生所。这些院所开展预防接种、医药救济、消毒、改良环境卫生、卫生宣教等活动，以及产前检查、接生、产后护理等妇幼卫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35]。

司丹巴协助甘肃省政府在兰州建立省卫生处，并设立了省立医院、助产学校、护士训练班、县卫生院，这些机构通过在城市和周边乡村地区进行免疫接种、演讲和卫生展览开展卫生教育；建立卫生检验所，负责检查房屋、监管饭店、药店和屠宰场的卫生状况；开展了学校卫生和工业卫生服务（图4）（[39]，页11）。他在兰州建立西北医院（有80个病床），该院除为当地提供医疗，还协助甘肃、青海、建立医院、产院和助产学校。

图4 安德鲁·司丹巴在兰州指导公共卫生建设

在宁夏，司丹巴指导省政府设立了省卫生处、省立医院、学校卫生部门、检验所等各项卫生设施，举办助产学校、护士训练班等（图5）。

图5.司丹巴在宁夏开展农村卫生工作

1934年，西北防疫筹备主任陈文贵和司丹巴在青海筹设卫生实验处，经与当局数度商洽，拟具计划，终成立省卫生实验处，将青海原中山医院改为省立医院，划归青海卫生实验处，办理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检验所、卫生教育和种痘班；加强原有省立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举办巡回医疗工作，用于牧区医疗和卫生教育；举办助产学校护士训练班及县卫生院等。

司丹巴指出，中国的多数疾病是可以预防的。而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最有用的工作是预防性医疗服务，如疫苗接种、卫生保健、改进水井和厕所、卫生教育和宣传，以低得多的成本对人民的福利做最大的回报，而不是建立一系列完全为了治疗的医院。

1936年2月23日，司丹巴到四川考察，指导当地公共卫生机关的设立。他发现这里的赋税并不高，行政管理呈现新的气象，建立现代卫生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指导福建的卫生制度建设是司丹巴在华工作的最后一项，他指出贫穷、佃农制度、吸毒是造成当地社会和卫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他在调研后发现，在福州有1所助产学校、1个学校卫生中心和1个省级医院，运营都十分不错。他建议将现有的医疗机构纳入到省卫生中心，并建立乡村卫生中心。此外，在他的努力下，福建政府决定在1936年投入18万元，并建设25个流动诊所。司丹巴还对当地的抗鼠疫运动进行了参观指导，建议首先要在厦门建立检疫机构，并寻求与国联的国际合作，因为鼠疫的控制不仅是一个省或一个国家的问题。

3. 反对协和医学院的精英主义培训模式

司丹巴在日记中写道，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课程体系完全不适合中国，因为它采用的是精英主义的培养模式，培养出的医生是依据西方医学的标准，只能在现代化的西医院中工作，而这样的医院在中国是非常少的，而且只能服务于富人。因此他们并不能真正为广大的穷人提供医疗救助。[10, 40]

在中国的三年中，司丹巴几乎走访了全国所有的医学院。他到定县、协和医学院参观指导，肯定定县为各试验区最成功的典范，尤其是作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长沙医学院、北平国立医学院和上海国立医学院等四所医学院医学生的公共卫生实习基地，对医学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对此，晏阳初在致金斯伯利（J. A. Kingsbury）的信中写道：

“您的朋友‘斯丹巴’士的定县之行，给了我们大家极大的帮助和鼓舞。……如果您能常常劝一些像‘斯丹巴’士这样的人来定县，我们将感激不尽，……他批评我们的地方尤多中肯。”（[41]，页281-288）

他为当时中国的医学教育给出了颇有洞见的建议，对于当时很受推崇的一种模式，即为大医院培养高资质的医学生，而为农村地区建立的中等水平的医学校培养较低资质的医学生，司丹巴明确表示反对，也对协和医学院过于精英主义的培训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应当适度扩大招生规模以使更大的人群获益 [40]（[42]，页16-17）。

司丹巴在福建调研后提出，应尽快在厦门大学建立一个医学院，因为厦门大学已具备为医学院提供预科教育的设施和师资。

司丹巴在四川调研中发现，四川有大量高水平的私立教会医学机构，甚至有当时中国唯一的牙医学校。他建议四川省应当与教会医学院建立联系，通过协商将其纳入省卫生体系中，暂不要致力于建立新的医疗机构。

在从云南返回南京的路上，司丹巴对广西进行了短期调研，他发现广西政府正在积极进行道路修建和农村改造。教育被纳入六年发展规划，广西省和各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超过1000万元，居各省之最。所有卫生项目由省卫生委员会管理，当年的投入为100万元。人才的缺乏是限制该省卫生体制发展的主要原因。司丹巴建议广西政府首先要抛弃掉培养二等医生的观念，对健康活动进行更好地协调管理，同时将学校卫生服务工作尽快在重要的城市组织起来。

4. 第一个关注职业病的人

1935年，司丹巴考察了云南个旧锡矿的作业情况，注意到“中毒、尘肺病对矿工身体危害极大。露天采选的矿工赤手裸足，皮肤皲裂，冻伤、感冒、风湿等疾病极为普遍。且矿山生活用水匮乏，蔬食单调，常年劳逸失衡，医疗难求”。司丹巴对此深感震惊，在报告中写道：

“世界上矿工生活待遇，个旧矿工无疑是一个悲惨的典型，从未见这样惨无人道的奴隶生活……各厂对于招用之矿工未曾详明登记，更无所谓工作契约，14岁以上至未满16岁与未满14岁的非法童工占全体的50％以上，每年因中矿毒、力竭而死的孩子达50%。” [43]

但这份报告在国内被禁止了，当时陪同司丹巴考察的缪安成把视察情况和司丹巴的评语，翻译整理，报经云南省府主席龙云核准，由政府拨款开办了个旧县卫生院，并充实个旧马拉格矿工医院，建立了劳动卫生诊疗所，继之又函请卫生署转报国民政府批准。这份报告在国际社会影响广泛，包括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该份报告的分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4]。

图6.司丹巴揭露云南矿工职业卫生状况的报告及拍摄的甘肃某矿区的旷工们（来源: Report on China’s public health situation duringthe tim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5. 对社会制度的批评

司丹巴的在华工作为农村重建工作赋予了新的涵义，即“除非政府和公众关注农村的卫生问题，否则卫生部不可能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上执行一个社会化的医疗项目” [45,46]，受到各界诸多盛赞，国民政府特颁发了褒奖证书以示感谢（图7）。1937年8月3日，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召开的农村卫生远东大会，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1928年以来公共卫生工作的报告：“自从与国联合作以来，中国受到了在农村改革方面的极大的推动力，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成果尤其明显。”报告指出国联顾问协助中国九省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其中江西的工作尤为突出，先后成立了200多个农村卫生单位。[46]

司丹巴的工作亦是受到国联的高度肯定。拉希曼在国联卫生组第21届会议上表示：“国联卫生组给中国的建议是基于多年细致调研而做出的，因此，已经建立的卫生机构是按照现代化的理念进行运作的，并且已经达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标准。”他请大家关注司丹巴在西部四省工作的重要性，在那里一个完整的卫生中心体系正在建立，这一体系是基于1931年欧洲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建议建立的。在这次会议上，国联卫生委员会决定与中国的卫生医疗合作沿着当前的路线继续下去。[46]

图7. 国民政府为司丹巴授予的匾额

图8. 国联卫生组织给予司丹巴高度评价

（来源： Croatian State Archives）

司丹巴对当时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陈瀚笙系列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十分赞同，认为中国的土地被掌握在了少数人手中，“苛刻而不经济的佃租制度”是造成中国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司丹巴深感如果不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差异如此明显的国家，健康水平是无法得到明显的提高的，他建议国民政府应立即实施土地改革，但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司丹巴的提案无疑太具革命性了[47]。

1934年10月，他与胡适在坪埔的火车上偶遇，悲愤地谈道：“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有一件最不公道的罪恶，是全世界文明国所决不容许的。中国整个政府的负担，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全都负担在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肩背上；而有资产的阶级差不多全没有纳税的负担。越有钱，越可以不纳税；越没钱，纳税越重。这是全世界没有的绝大不公平。这样的国家是时时刻刻可以崩溃的。”[30]

司丹巴在提交国联的报告中写道：“在中国工作将近三年，我更加深信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那就是在生活水平低于可忍受的程度的地方，是不可能开展卫生工作的。大多数疾病的流行都是因为污浊的饮水，居住条件的不洁，人们的无知和贫穷。只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且增加他们可利用的资源，才有可能建立起理想的卫生体制。公共卫生政策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紧密相连的。教育十足重要，甚至比消除社会不平等更加重要。因为社会服务的成功取决于人们的合作，只有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乐观，并且对社会秩序有足够程度的接受时，才会取得他们的配合。” [48-49]

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些建议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太有革命性了，只得作内部交流，不予公开，更是无意触及了。

1936年，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卫生人民委员部的邀请，司丹巴乘坐火车离开满洲里去往莫斯科，目的是调研苏联的农村卫生问题并参加了国联卫生组会议，在会上司丹巴用中国和印度的例子佐证了他的社会医学理论：

1） 公共卫生项目的推进必须取得农村人口的合作；

2）健康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改善社会经济状况。[29]

193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远东政府间乡村卫生会议上，国民政府卫生署长刘瑞恒对几年来中国的乡村卫生建设的经验已经被树为成功的典范，即实行的将县、区、乡联系在一起的卫生制度比其他的制度更为成功，在这一制度下，县级行政机关提供技术服务、农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得以实施的政治保障，涵盖了国家帮助下的人口；这些计划是如此廉价，以致人们能够负担得起费用；组织是如此良好，以致不同的人口都能接受公正和平等的对待。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成绩成为了当时世界的典范。[46]

之后，司丹巴重回萨格勒布，但仍遭到政府迫害。应国联秘书长的邀请，他担任了卫生组织驻日内瓦的专家。他在国联卫生组日内瓦总部工作，主要在欧洲国家组建公共卫生学校和关注妇幼卫生工作。其间，他还应邀在北美一系列知名大学开设了有关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讲座。直到1939年，他在萨格勒布大学的教研工作才得以全面恢复。

此后，司丹巴在WHO的平台上继续发挥着他对国际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影响力。在司丹巴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开展了与萨格勒公共卫生学校类似的社会医学培训项目，并使之成为WHO最早的初级卫生保健合作中心之一，通过与WHO和其他的国际机构合作，组织了国际毕业后公共卫生课程，为来自60多个国家的超过1500名学员提供了规范化培训。此举也使其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将其经验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导者。

在WHO的邀请下，他多次到阿富汗、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为当地医学教育、公共卫生事业提供指导。1955年，司丹巴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的社会医学领域最高的国际荣誉——列昂·伯尔纳奖（Léon Bernard Foundation Prize and Medal）。他在获奖致辞中说：“我将来的生命将一如既往得奉献给我们共同的目标：世界健康。”[11] [14] 1958年，司丹巴在萨格勒布因脑卒中逝世。为纪念他，萨格勒布公共卫生学院更名为安德里亚·司丹巴公共卫生学院，欧洲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Health in Europe，ASPHER）自1993年起，每年颁发安德里亚·司丹巴奖章，以表彰公共卫生领域的杰出贡献者。

结 论

或许由于司丹巴在社会医学和国际卫生领域的贡献，不属于医学知识的突破和技术的发明，如同多尔（Richard Doll）花50年证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但并未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司丹巴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伟大的医生”或“医学科学家”，但是他提出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模式，对医学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医生应当注重预防医学的训练，并投入到健康教育中），对国际卫生组织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国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建设的重要影响，之于人类的健康事业并不亚于任何一项医学发明或发现。这也为我们反思如何评价医学对人类健康的贡献，以及“垂直路径”和“水平路径”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作者简介

苏静静，出生于1984年10月，山东临沂人。副教授，任职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和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曾于2010-201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和医学人类学系访学，研究方向为全球健康史和医学社会文化史。

张大庆，湖北荆州人，出生于1959年9月11日。北京大学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史和医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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