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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网球培训(从名媛到集中营难民,这个被老外当巨星的中国女人,不应该被遗忘)

更新时间:2022-09-25 17:48:21


余姚网球培训(从名媛到集中营难民,这个被老外当巨星的中国女人,不应该被遗忘)


一位曾在上世纪登上世界各地报纸,却很少被中国人知晓的传奇女性。



最近,B站上的一条视频火了。


视频开头是一段老旧的黑白纪录片,记录着1945年4月,纳粹德国战败前夕,一批难民被从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里解救出来。


那是二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女性地狱”,曾关押过13.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其中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


难民们重获自由,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就在镜头一晃而过的瞬间,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中国女性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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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一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中,显得是那样格格不入。


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出现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更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所有人因获救而高兴的时候,这位中国女性,淡漠地看了眼镜头,嘴角微微牵动,勾出了一丝不屑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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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中仿佛带着一种穿越时间的魔力,以至于在70多年后的人们看来,仍能被其中的冷静和孤傲所触动。


很难想象,这样的表情竟出自于一个刚刚经受了长期囚禁的难民。


她的身份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在经过网友的深挖之后,最终,一个早已淹没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名字,浮现而出。


黄讷亭。


一位曾在上世纪登上世界各地报纸,却很少被中国人知晓的传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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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毛泽东的一面之缘


1902年,黄讷亭出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父亲黄履和,浙江余姚人,曾是清政府驻西班牙外交官,母亲布鲁塔是比利时贵族。


清政府垮台后,黄履和奉调回国,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最高做到礼宾司司长。


用现在的话来讲,黄讷亭是妥妥的高干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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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的黄讷亭和父亲、母亲



在1980年的第5期《读书》杂志上,甚至记载着23岁时的毛泽东,曾到黄讷亭家拜访她的父亲。


“有一天,一个青年学生到我家来访问……这个学生是来指责我父亲的错误的……但他很快就明白,我父亲不仅不是他前来要加以责问的官员,而且我父亲根本不赞成这样的措施。于是他们的谈话就活跃起来……


“这个青年在谈话中还向我父亲承认,目前他还没有办法在各省实现一项重大的改革。他说,他的许多同伴已经到法国去,例如周恩来、陈毅……但是他自己在国内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好好注意这个年轻人,’青年走后,父亲说,‘要记着他,他将来也许前程远大。’在告辞的时候,我知道了青年的名字叫毛泽东,那时候他23岁。”


而那年的黄讷亭,刚满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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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身名门的少女,黄讷亭自幼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在上流社会的熏陶中长大。


她在法国教会创办的圣心学校读书,上学之余,还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结交者非富即贵,不乏林语堂、胡适等文人豪客。


除了汉语,她精通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并通过函授,拿到了芝加哥汉密尔顿学院的法律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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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这个受过最新式教育、见过无数风云人物的混血儿,成了北京社交圈一道十分抢眼的风景。


但她绝不是传统审美中的“大家闺秀”。


长相清俊,喜欢穿男装,经常穿着男装出席宴会;


擅长击剑、骑马、网球、冰球、赛艇、拳击等各种在当时被贴上“男性标签”的运动;


更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敢于站在集会上高举着拳头大声演讲,呼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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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社会妇女缠足的大背景下,黄讷亭的所作所为,对大众而言是匪夷所思的,甚至让一些遗老遗少们觉得“离经叛道”。


可黄讷亭从不屑于他们的目光,以自己前卫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努力将那个对女性充满着束缚和禁锢的时代,远远抛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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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讷亭曾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



美国艺术家野口勇对黄讷亭赞不绝口,称她“年轻有为、英俊潇洒”,觉得她看起来像一位“美丽的海盗”。


Le Temps(《时报》)则形容黄讷亭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


西班牙Estampa杂志,更是将黄讷亭身着男装的阳刚照,放在了杂志的封面,在标题上注明:“中国的圣女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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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魅力十足的东方女性,无形中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看法,将中国女性的精神风貌,大大方方地展示给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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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军队的“花瓶”


1921年,19岁的黄讷亭身着男装参加舞会,以一支阿拉贡霍塔舞(一种西班牙传统舞蹈),获得了奉军高层的赏识,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


凭借一支舞蹈成为上校,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不俗的背景和出身。


但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人家不是空架子,是真有这个名气和能力,支撑她在当时的军政界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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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讷亭军装照



穿上军装后,黄讷亭不甘做军队中的“花瓶”。


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她去军校,以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成绩,完成了所有课程。


之后,又前往巴黎,在布尔歇机场受训,学会了开飞机。


她以果决胆大出名,在当时的民国空军中,就连男性飞行员都很少有人敢像她那样进行杂耍飞行。


见闻广,胆识过人,精通多国语言,极擅社交……黄讷亭无疑是上天眷顾的宠儿,也注定有着更广阔的天地。


1926年,24岁的黄讷亭开始担任北洋政府总理潘馥的机要秘书,把守着北洋政府重要的经济职位,并负责与欧洲新闻界的关系。


第二年,她被派遣到美国俄勒冈州,从事外交工作。


但不久后,国内风云突变,北洋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


黄讷亭像一只飞在天边的风筝,突然断了线。


她只好回国,成了少帅张学良麾下的一名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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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民党统治下的民国,似乎并不能成为黄讷亭从军报国的舞台。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黄讷亭明确表示,希望自己能够上前线战斗。


但她还未得到批准,这场战争便以惨败告终。


连续的失意,让黄讷亭有些心灰意冷,兴许是疲倦了政场上的尔虞我诈,她最终移居巴黎,开始了一段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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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悖于传统的“同性恋人”


波西米亚式生活,是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多存在于艺术家、作家之间,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不对传统抱有任何幻想。


1933年,31岁的黄讷亭只身来到巴黎,结识了57岁的美国女作家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巴尼是文艺界的社交红人,也是公开的女同性恋,她举办的沙龙一位难求,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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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



黄讷亭起初是巴尼的司机和私人助理,后来,两人渐渐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目光,黄讷亭不以为意,她坦言:“我见到巴尼之际就明白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巴尼的引荐下,黄讷亭经常参加各式各样的沙龙,这些或精致典雅、或富丽堂皇社交活动,对黄讷亭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


她有着迷人的东方面孔,身材修长,气质高贵,能够轻松驾驭中式旗袍,并且非常善于展示自己,“当她穿着中式服装表演剑舞时,无人不为她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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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讷亭很快融入了巴黎艺术界,名声大噪,巴尼对她的爱慕也与日俱增。


作家Helene Nera曾对黄讷亭的魅力这样描述道:


“她的华人身份和她受到的偏爱,让她遭到了来自巴尼众多爱慕者和情人的致命嫉妒,现场厮杀的激烈程度和后宫众妃争宠的情形别无二致。”


英国记者则对黄讷亭如此评价:时尚典范,令人难忘。


但他们绝不曾想到,黄讷亭社交名媛的面具之下,藏着的是另一重鲜为人知的绝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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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集中营里的险死还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战期间,黄讷亭参加了一系列的反纳粹运动,是法国反抗运动对纳粹进行间谍活动的秘密特工。


1944年5月,黄讷亭不幸身份暴露,被纳粹德国逮捕,随后送往有着“女性地狱”之称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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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这里关押的对象多为女性,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数据,该集中营关押过的13.3万人中,有近5万人死于枪击、毒气、苦役、酷刑或者医学实验,惨烈程度令人发指。


即使处境如此恶劣,黄讷亭依然没有丧失自己的风度。


一位一同被关押的犹太女性,在回忆对黄讷亭的印象时说道:


“她是一个独特的女人,受过良好教育,活泼且个性坚强。”


1945年,苏联军队将要攻占德国柏林的消息传到了集中营,女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她们并不确定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


于是,她们找来一块红布,亲手绣上自己的名字,证明她们曾经来过。


黄讷亭在红布上绣上了“黄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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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不久后,“白色巴士”营救行动开启。


所谓“白色巴士”,是一项由中立国瑞典和丹麦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营救行动,通过秘密协商,设法将纳粹集中营里的部分“囚犯”安全转移。


而为了避免沿途误判,所有转移“囚犯”的巴士都被涂满醒目的白色油漆,刷上红十字会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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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巴士”行动



黄讷亭被列入了救援名单,而一些无门无路的“囚犯”,则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黄讷亭不忍心让一位9岁的女孩留在集中营,便找到被俘的英国间谍玛丽·林德尔,通过层层关系,将女孩和她的母亲一并加入到了救援名单中。


1945年4月,黄讷亭成功获救,于是便有了纪录片开头,她面对镜头时那一抹令人难以捉摸的冷笑。


或许是不甘,或许是自嘲,抑或是在黑暗动荡的时局下,不自觉流露出的一种人如蝼蚁、无力回天的心灰意冷。


她本来应该去拯救别人,结果反过来,自己却成了被拯救的对象。


这对一个一生要强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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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重生”


重获自由后,黄讷亭离开欧洲,移居南美洲委内瑞拉,和女友奈莉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她们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同生活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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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讷亭和奈莉



奈莉在大使馆工作,黄讷亭则因着法律专业的背景,在一家银行担任秘书。


工作之余,黄讷亭仍然喜欢在家中开派对,她时而以男装示人,时而换上中国旗袍,她的家也成了朋友们聚会的热门场所。


60年代末,黄讷亭患重病,因过量服药而突发中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她和奈莉前往比利时,在奈莉的故乡布鲁塞尔定居。


1972年,黄讷亭病重离世,长眠于布鲁塞尔,享年70岁。


近半个世纪后,一部名为Every Face Has a Name(每张脸都有一个名字)的纪录片在瑞典上映,片中出现了那个在纳粹集中营里被黄讷亭救下的9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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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岁时的艾琳·克劳兹·费恩曼



她叫艾琳·克劳兹·费恩曼,如今已年过古稀,面对镜头,她动情地回忆着当年关于黄讷亭的一幕:


“战争快结束那会儿,集中营里的状况变得非常糟。那些人不断用喇叭催促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叫贝尔根·贝尔森的集中营。很多人都去了。但是Nadine Hwang(黄讷亭的英文名)跟我妈妈说,别去。


“她从德国人那里听说有些涂满了白色油漆的巴士就快来了,那些车会直接把名单里的人带出集中营,送到瑞典,然后就自由了。她设法把我们母女俩的名字弄进了那份名单。


“临走前,我妈妈承诺,如果艾琳将来生下女儿,会取名为‘Nadine’,以纪念这份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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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艾琳·克劳兹·费恩曼



仿如生命的延续与重生,Nadine的名字在遥遥跨越半个世纪后,又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带给人们无限的怅惘与感动。


在那个20世纪最黑暗的时代,黄讷亭为国家奔波奋战,为自己优雅而活,打破束缚与桎梏,为更多的人争取到了苦难尽头的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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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生波澜壮阔,后半生回归平凡,拼凑成了这位民国女性充满着无限魅力、血肉鲜活的传奇一生。文/牧龙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