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要避免剧(一种新的罪案剧样板正在形成)

◎李勤余

现代罪案剧的全新样板

《罚罪》是那种看上去特别唬人的电视剧。一边是“全员内鬼”的公安干警，人人看着都面目可疑、心怀鬼胎；一边是相煎太急的罪恶家庭，人人看着都老奸巨猾、心机深沉。最关键的是这两边还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时半会儿观众还真分不清哪边是好人，哪边是坏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剧是在下一盘大棋。

但越往后看越让人觉得，它里里外外都透露出一股既视感。不管是《破冰行动》《扫黑风暴》又或者是同期的《冰雨火》，这年头的警匪剧里不抓几个卧底和内鬼，似乎都没办法向观众交待。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黄景瑜，他越来越像青年版的黄磊、靳东——永远在演自己。在《罚罪》里，他贡献的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一个从来无视纪律、动不动就热血上头的孤胆英雄。

不过，这也许不能都怪到他头上，这位年轻演员也只是潮流的众多牺牲品之一。黄景瑜饰演的常征让人联想起孙红雷饰演的李成阳，更让人联想起“新革命历史小说”里的一大特色——主角叛逆化，政委漫画化。

如果在电视剧领域追溯上述特色，或许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亮剑》里的李云龙和赵刚。赵刚的形象正派，演技无可挑剔，可整部电视剧里，基本上是李云龙的草莽英雄气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赵刚，而赵刚对李云龙的教育，起到的作用基本为零。这在正统的红色经典叙事中是难以想象的——政委的作用本该是将江湖义士改造成明白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明白自己的作战意义的守纪律人士。

显然，叛逆和讲规矩之间的结构性倒置是意味深长的：思想观念正在悄悄运作，去道德理想主义在文艺作品留下了投影。可这种做法也是有危险性的，一旦在现实题材中用高度的抽象（一如本剧中身为民警的黄景瑜一贯的瞎胡闹）取消历史的修辞，就好像《罚罪》里那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昌武一样，文艺作品就有可能滑向所指的无能。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常征会在本剧中就像个超人，而杨佑宁饰演的赵鹏超又聪明得像个当世诸葛亮——因为一切皆为虚构，也就无所谓真实。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李云龙扮演起了本剧中类似赵刚的角色，黄景瑜则接手了他的李云龙，这种代际的传承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警匪剧样板正在形成。在欣赏《智取威虎山》或《红灯记》时，观众关心的根本不是结局，因为结局总是注定的。就好像我们在观看《罚罪》时也根本不必关心谁是卧底，谁是内鬼，他们的下场还用猜吗？真正值得观众期待的，就是杨子荣和座山雕斗智斗勇的全过程，就是本剧中正邪双方竞相设“局”带来的刺激。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样板戏”里也会有精彩的桥段，不过问题在于，高度程式化、模式化的创作，必然会造成思想观念的贫乏和艺术价值的倒退。

不再有身份认同难题的新型主角

《罚罪》的男主角常征为了接近赵家、获得信任，和赵鹏翔称兄道弟，结果遭遇同事和上级的误解。这是罪案剧里很常见的桥段——陷入阴谋和黑幕的英雄人物在绝境中迸发勇气和智慧，一举实现自救。但该桥段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不在于“诡计”，而在于主人公的心理困境。

一如《无间道》里被无限放大的叙事症候，深入虎穴的英雄拥有双重身份、双重形象，事实上表露出的是深刻而潜在的现实困境和身份认同难题。但有意思的是，这对常征而言似乎根本就不是问题，他永远在屏幕上保持着玩世不恭的表情和狂拽酷炫的作风，似乎从来不懂何为“痛苦”和“挣扎”。

《谍影重重》的杰森·伯恩在每一部新篇的开头必然会陷入绝对的失忆，不知今夕何夕。这是现代社会作为个体不可回避的哲学命题——“我是谁”？它也是全球化进程危机四伏、裂隙纵横的隐喻，其中的焦虑情绪显而易见。然而，《罚罪》表面上激烈的冲突背后，却是无比乐观、沉稳的基调。主角常征就像在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关卡，将严肃的社会议题和扫黑除恶故事转化为轻松愉快的闯关游戏。

这显然不全是演员的演技问题。如果我们把常征的脑袋掰开来观察，就会发现里头空空如也。因为《罚罪》想要表达的从来不是“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的英勇故事”，而是被这层表皮包裹的其他“精彩要素”。

正邪对立被“消解”后的开放性场域

就经典的罪案剧、刑侦剧而言，它的核心要素应该是讲述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正邪对立、黑白分明的故事，但当代的类型剧正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影像类型的渗透和影响。就好像当年的《暗算》《潜伏》，讲得更多的反而是人性内部的善恶之争，《罚罪》除了在第一集开头点出了黑恶势力的猖狂，在之后的剧集里几乎忘记了这些恶棍的可恨，甚至拍出了正邪双方“惺惺相惜”的感觉。

由此看来，“消解”确实成了当代罪案剧、谍战剧的关键词。其中的浪漫爱情和兄弟之情似乎不再是文艺作品的装饰性成分，更像是一种超越阶层、弥合差异的决定性力量。本剧中的人物关系确实够复杂，比如赵鹏超和常征和纪念之间拉扯不清的情人三角恋，比如赵啸声和赵鹏程之间爱恨交织的父子关系，比如常征和张秋峰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上下级冲突。事实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耐心地整理，不难发现本剧中几乎每个角色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说观众看的是一部紧张刺激的刑侦剧，不如说是一部充斥着各种卖点和噱头的“热搜故事”。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当年的《红灯记》里李玉和有一句台词：“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这其中既有“民族”的，又有“阶层”的冲突，可在看似酷炫、精彩的当代刑侦剧新样板里，尤其是强调扫黑除恶的本剧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各种彼此冲突的话语竟然能够共存的场面——这里既有迎合中产趣味的商业娱乐（赵家兄弟有趣的办公室政治哲学），也有维护老百姓权益的正义诉求（上级义正词严的发言），还有各种眼球的花絮桥段（比如主角在最紧张的时刻也不忘秀身材）。

这就是当代刑侦剧、罪案剧作为新样板的最大特色——电视剧彻底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场域，人人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无须设置一个终极价值。剧集所谓“邪不胜正、正义必胜”的主题好像退到了次要位置，重要的是它能不能为更多类型的观众提供他们希望看到的元素。这种非常有效的能指幻术，或许正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社会文化谜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