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朝末年，河北肃宁有一个姓魏的青年，有一天，偶然和一群恶少发生争执，被打了个半死。

侥幸捡得性命的魏青年，以今天的标准看，也是一条硬汉。他气愤之余，竟一刀割掉胯下那玩艺儿，冒充本该进宫作太监的李进忠，低眉顺眼地混入紫禁城，做了一名最基层的小太监。

很多年以后，当这个依靠运气、机智和阴谋一步步成为大太监的魏青年终于扬眉吐气时，他恢复了本姓。皇上认为他既忠且贤，遂赐名魏忠贤。

2、

大凡对中国历史略有了解的人，对魏忠贤都不会陌生。

太监这种怪物，源出重农多妻的周。阉掉男人的小鸡鸡再放进宫当奴才，做君主的就不用担心过多的女人和他们熬更守夜地制造绿帽子，宫廷里的大情小事也有这些奴才去安排，这就是发明太监的最初动机。

不成想，如西谚所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到了后世，太监竟成为对帝国威胁最大的危险品。历朝历代太监为恶之最盛者，莫过于晚明的魏忠贤。

魏忠贤到底是一头多么凶猛的动物，我们暂且不表。只要看一看，那 些原本以儒家的所谓“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为人生准则的士大夫在面对强权与淫威时的表现，即可反证魏忠贤为祸之剧。

魏忠贤得势时的君主乃天启。大明诸帝中，天启资质并不笨，可惜，这家伙对治国平天下毫无兴趣，倒是做得一手好木匠活。放到现在，肯定是个优秀的家俱设计师，很可能被宜家高薪聘去做设计总监。

魏忠贤的狡猾，在于他摸准了木匠皇帝的脉。每有国事需由皇帝裁定时，他总趁天启做木匠活的兴头上跑去汇报。一心扑在木匠活上的天启，哪有功夫管什么鸟国事？他不耐烦地说，你没见我正忙嘛？这点小事你就不会自己处理吗？

有了这话，魏忠贤就有底了，这个原本姓朱的国家，也基本由姓魏的说了算。

3、

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于每个朝代的士大夫中都有一批直臣，这些直臣认死理，敢玩命，总有种天降大任于斯人――那斯人就是他自己――的使命感。

眼见竖阉当道，直臣们焉能不愤怒？

于是乎，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直臣和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倏关的路线斗争。这场斗争，以阉党的大获全胜告终：魏忠贤拿名将熊廷弼开刀，并以熊为索引，把东林党诸多重要人物一网打尽。

魏忠贤指使手下指控熊贪污，当一些东林党或其它有正义感的官员为熊辩护时，魏忠贤称这些人全都接受了熊的重贿。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等人在内的大批官员，纷纷被捕。

在酷刑下，这些人全都按审讯者的意图招了。他们之所以自证其罪，一则受不过刑，二则希望按明朝惯例，犯人一旦招供后，就应由暗无天日的锦衣卫送到国家正式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

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在他们招认了各种罪证之后，也没有如愿得到转移，而是继续三天一次的严刑拷打，追索莫须有的赃款。结果，严刑拷打下，这些倒霉的直臣全死于锦衣卫的黑牢。

杨涟的尸体被抬出来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装有泥土的口袋，他的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铁钉。魏大中的尸体一直蜷在牢里，直到生蛆以后才让家人认领。

甚至，就连天潢贵胄的皇亲国戚也不能自保，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李承恩，家里藏有他的母亲，也就是公主从宫中陪嫁的器具，魏忠贤诬以“盗服御物”，论死。

中书吴怀贤读到杨涟批评魏忠贤的奏疏，击节叫好，“奴告之，杀而没其家。”

4、

在魏忠贤倒台之前两三年，全国性的恐怖局面业已形成：四个朋友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喝高了大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吓得不敢吭声。这时，东厂特务破门而入，当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贤处。骂人者剥皮，不吭声者受奖。

总之，当魏忠贤得势以后，凡是胆敢向他叫板的臣民，无论在朝在野，均铁腕镇压。

遵化道耿如杞和苏州道胡士容，是帝国的两个中级官员。耿如杞从魏忠贤的生祠前经过时，没进去跪拜，只是远远地做了个揖，而胡士容则因不肯打报告建生祠，两人被同事告发后，魏忠贤所领导的阉党立即矫诏将他们逮捕下狱，并送往镇抚司严刑拷打，要他们承认强加的罪名。两人吃打不过，只得自证其罪。

侥幸的是，天启突然暴死，崇祯上台，两人方才免于一死，带着满身创伤离开了监狱。后来朝廷再次起用耿如杞时，耿仍然对下狱之事心有余悸，迟迟不肯应命。

工部郎中叶宪祖对京城主干道遍布生祠不满，私下讥讽说：“这是天子去视察国子监的驰道，一旦天子的车驾到来，这木偶能起身行礼吗？”魏忠贤知道后，恼恨异常，将他就地免职。

5、

一手是无情打压，一手是奖赏有加。阉党能发展成一个一手遮天的团伙，在于魏忠贤对他手下的依附者们从不间断的论功行赏，使得他的依附者们把依附他、迎合他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顺天府尹在宣武门外为魏忠贤建了座生祠，举行奠基仪式那天，工地上铺满了地毯，设置了香案，但当时不少官员大约还没摸清楚建这种生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此没一个官员上去拜揖。

顺天府尹的确是个懂政治的好官，他独自走上去：“八拜跪伏，意气扬扬自得。”不到半个月，上面的指示下来了，顺天府尹被提拔为右都御史，同时兼任顺天府尹。

那些不曾拜捐的同僚，想必肠子都悔青了。

在接到提拔指令当天，顺天府尹非常牛逼地向手下官员宣布，今后路过生祠时，不拜捐的处死，犹犹豫豫的问罪。

至于最早提出要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很快就被提升为南京兵部尚书。

与此相对比的是他的同事、浙江巡按刘之待，他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报告比潘的报告晚到京师一天，于是，潘升官，刘去职。

6、

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更何况中国有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说法。因此，当坚持真理会带来杀身之祸，散布谎言或带头撒谎却会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时，那些原本饱读圣贤书，曾经自诩以天下名教为已任的士大夫，除了极少数硬骨头如杨涟者外，大多数人都会把脸面和良知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毅然决然地扔进垃圾堆，就像魏忠贤当年为了往上爬一刀割掉自己的小鸡鸡那样。

在明哲保身的实用主义思想指引下，什么气节，廉耻，儒家道统，统统见他妈的鬼吧。这就好比做贼或做鸡，最关键的其实只有一步，那就是第一步。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就只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变化了。无耻一次是无耻，无耻一百次也是无耻，更何况，无耻还能换来高官厚禄，还能封妻荫子呢？

所以，事过几百年，我们就看到了晚明时代举国若狂地向一个竖阉谄媚：大学士黄立极等人在代皇帝拟的圣旨中，都称‘朕与厂臣’；大臣们在奏章中更是不敢提魏忠贤名号，敬称厂臣；包括部长级的大批高级官员纷纷拜魏忠贤为干爹甚至干爷。

浙江巡抚潘汝祯发明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独特歌颂形式后，为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建生祠如同一场政治运动风靡全国，就连以正直著称的袁崇焕也不得不亦步亦趋。短短一年中，全国共建生祠四十多处，其中有两处甚至建到了安葬朱元璋的孝陵和安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旁边。

这些生祠里，供奉着魏忠贤的偶像――当时称作“喜容”。喜容用名贵檀木雕塑而成，一副帝王相，外穿冕服，腹充金玉。生祠落成后，文武官员集体向喜容行五拜三叩大礼。生祠大门两侧，高悬着吹捧魏忠贤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

有一次，某座新落成的生祠里的喜容的头刻得稍大了些，旒冕无法戴上去，负责制作的木匠很自然地用刀去把喜容削小。他的这一举动令一旁监督的一群小太监如丧考妣，抱着喜容放声大哭。至于这个冒失的木匠将会遭到怎样的严惩，亦可想而知。

为了修建生祠，地方大员们不惜“竭人间之脂，起海内之怨”。一座精美的生祠，费银达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这些生祠名义上是民间自发修建，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行为，自然得由国家财政买单。

联想到晚明时期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连驻守前线的将士也长年半饥不饱，而对一个宦官的个人崇拜却不惜巨资，这样的朝代不灭亡，简直天理难容。

至于为了修建生祠而夺民田庐，斩伐墓木，更是不可胜数。其中，河南为建一座生祠，就拆毁民房两千多间。巡抚杨邦宪在南昌建祠，为占用地皮，竟捣毁了祭祀周敦颐、程颐和朱熹的三贤祠。――看来，历代读书人尊崇的所谓圣贤，在个人的实际得失面前，实在不值一钱。

最离谱的是，当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都不足以更新颖地吹捧魏忠贤时，尚书黄运泰发明了九千岁的尊号。也就是说，与皇帝相比，魏忠贤只差一千岁了。

监生陆万龄则向朝廷提出，鉴于魏忠贤功高盖世，应当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生父配孔子之父启圣公，共同接受后人膜拜。

7、

当各地官员“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时，一个正直的官员，哪怕他不想通过建生祠去讨好魏忠贤，但为求自保，也只得随大流。这就好比召开一个会议，尽管会场上那些口吐莲花的发言者都在撒谎，尽管你不想跟着撒谎，但当撒谎成为每个与会者必须的表态，而一旦说真话就要拖出去枪毙时，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你也只得跟着撒谎。

对晚明士大夫阶层的这种集体无耻，时任扬州知府的刘铎的说法很具代表性，他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有什么相干？

几年以后，天启驾崩，崇祯上台，魏忠贤的好戏唱到了头，政府把被清算的阉党份子列了个名单，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自首相到各部尚书、各省督抚、各镇总兵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官员。

可怜的大明子民，曾经一厢情愿地把国家中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些精英身上。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无耻就像乳沟，只要肯挤，总还是有的；

第二，豺狼当道的时代，当谎言才能捕获高官厚禄时，发出正直的声音就像坐在火药桶上玩火，不仅玩的人危险，就连旁观的人也跟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