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体育头条 > wnba代表什么(写在东奥之后:变性人该参加女子项目还是开放性的“男子项目”?当厘清事实与政治)

wnba代表什么(写在东奥之后:变性人该参加女子项目还是开放性的“男子项目”?当厘清事实与政治)

更新时间:2022-09-18 18:39:02

wnba代表什么(写在东奥之后:变性人该参加女子项目还是开放性的“男子项目”?当厘清事实与政治)

8月2日,新西兰选手哈伯德在举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磊/图)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落下帷幕有一段时间了,但关于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而引发的巨大争议,依然在后东奥时代反复发酵回响。

尽管国际奥委员(IOC)自2004年开始就允许变性运动员参赛。但从未有人像东京奥运会上的新西兰变性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争议主要来国际奥委会2015年颁布的一项新规定,该规定允许由男性变为女性的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无需经过变性手术(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去势手术,实际还包括外生殖器再造等),只要“她”们以女性的身份生活超过4年,并在赛前至少12个月时间内,睾酮水平处于10nmol/L(纳米摩尔每升)以下。

安能辨我是雌雄?

实际上国际奥委会允许男变女的变性人运动员参赛的相关规定出台伊始就饱受争议和诟病,血清中的血睾酮对于运动员的身体机能和运动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其影响程度根据运动类型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对偏有氧耐力的项目(如长跑、竞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偏无氧爆发的项目(如举重、短跑)则影响较大,毫无疑问,在举重运动中,运动员的睾酮水平起着相当重要的因素。

然而基于生理差异,男性和女性的自体睾酮水平差距巨大,参照Cobas e601的标准,正常成年女性的睾酮水平在0.278-1.666nmol/L左右。男性的睾酮水平则在14.478-45.219nmol/L左右,国际奥委会将变性人运动员的参赛下限设定在10nmol/L,实际上已经高出正常成年女性的水平数倍之多,更何况变性人运动员完全不受月经对女子运动员训练的限制和干扰。

此外,在男性和女性的发育期间,不同的激素水平造成男女之间的骨骼、肌肉、心血管系统都有差异,这种生理结构上的差异和激素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导致在相同或相似训练条件和训练水平下,男女运动员的运动水平和运动表现也有较大差异。

以举重运动为例,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87公斤级的金牌得主、女运动员汪周雨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70公斤。而81公斤级的金牌得主、男运动员吕小军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4公斤。在男子运动员比女子运动员体重轻的情况下,成绩依然高出100多公斤,而在实际比赛中,1公斤的重量差就足以决定胜负和奖牌归属。

因此不难想象,男子运动员“男扮女装”参加女子项目,必然拥有巨大的非对称优势,实际上在奥运会历史上,此类事件也层出不穷,1932年波兰女子田径运动员斯坦尼斯洛娃•瓦拉谢维奇打破了100米世界纪录,但其“雄性化”的外形引起了其他女运动员的怀疑,直到1980年“她”因为意外身亡,尸检时才发现他是男儿之身。

此类事件无疑严重损害了竞赛的公平性和女子运动员的权益,因此,国际奥委会从1968年第19届奥运会开始设立性别鉴定实验室,对参赛的女子运动员进行鉴定,从1999年开始,只对性别存在疑点和争议的运动员进行鉴定。有趣的是,性别鉴定实验室并不针专门针对某一性别,但设立至今鉴定的“问题运动员”几乎全都是“疑似女性”,也就是说,只有“男扮女装”参加女子项目的,却罕有“女扮男装”参加男子项目的。究其原因,除了我们下面将要提到的,男子项目的开放性之外,最根本之处在于:

“男扮女装”参加女子项目拥有巨大的非对称优势,而“女扮男装”参加男子项目则没有便宜可占。

因此在参赛资格上,“谁是女性”至关重要,在过去,性别鉴定实验室能够通过染色体和激素水平鉴别谁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然而当“女性”变成一种政治身份的时候,性别鉴定实验室便不能像从前一样正常发挥作用,当“女性”的边界日益模糊,操弄其缩放的空间也就随之出现。

谁夺走了谁的梦想?

“女性”定义的政治化和泛化无疑将严重损害女性本身的权益,无论是在“变性人能否参加奥运会女子项目”还是在“未经过变性手术的变性人能否进入女厕”的公共议题中,女性的权益都受到了严重损害,或面临着潜在的巨大威胁。

因此,将“跨性别运动员参赛”作为一个议题炒作的群体反复宣扬的另一个代表性观点是:如果不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她”们就会失去参加体育竞赛的机会,就是剥夺他们的梦想。

这实在是巴别塔式的语义混乱和对体育运动的一无所知。

前文提到,男女运动员在一些项目上运动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奥运会竞赛项目分为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和混合项目。其中的男子项目虽然带有“男子”的名字,但并不限制其他性别的运动员参加,事实上是“开放项目”。只是因为水平差距,女子运动员绝少会参加男子项目而已。但奥运会的项目总数受到限制,不能无限细分,因此,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一个项目没有设立女子组时,女子运动员也会参加男子项目的比赛。反之,女子项目是限制其他性别参加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奥运会,包括在职业体育领域,绝大多数我们印象中的“男子项目”实际上都是不限制性别的。

比如我们印象中似乎是男性专属的足球世界杯(FIFA World Cup),并不限制女性或跨性别者参加,也并没有“Men's”这样的字眼。

但女子世界杯则是FIFA Women's World Cup,是限制女性之外的人参加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男子比赛其实是一个公开竞赛,只要运动水平达标,任何性别都可以参加,反之,男性运动员是不可以参加女子比赛的。

同样,NBA叫做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也是不限制参赛性别的,而WNBA(Women'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则是限制非女性之外的球员参赛的。

这是一个正视男女生理结构和运动能力、运动水平差异,致力于保护女性运动权益的规则,也是绝大多数的体育竞赛都在遵循的规则。为了避免“男子项目”被误会为只允许男性参加的项目,很多竞赛干脆不写“Men's XXX”,只标注“Women's XXX”,另一些干脆把以前的“Men's XXX”改成了“Opening XXX”,以示其“开放性”。

因此,“男变女”的变性运动员完全可以参加男子组(即公开组)的比赛,当然有人认为让变性人参加男子组也不公平,因为他们经过激素干预之后运动水平显著降低了,然而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体育竞赛,其公平保障系统都是向上而非向下兼容的,举个例子,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可以的,但健全人参加残奥会则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只有一只手臂的波兰女子乒乓球运动员纳塔利娅•帕尔蒂卡依然以残缺之躯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变性人对男性的相对劣势,难道比残疾人对健全人还要大吗?

一些为劳雷尔•哈伯德鸣不平的人声称,“她”并不是为争夺奖牌而来,只是想作为弱势的性少数群体的一员,争取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来完成梦想。另一些人则打抱不平说,哈伯德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毫无出彩之处,三把试举失败之后惨遭淘汰,并没有夺走在场其他女子运动员的胜利和梦想。

劳雷尔•哈伯德本人在赛后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只是非常感激,有机会来到这里,成为我自己。”

然而他们无视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变性人劳雷尔•哈伯德能够站在奥运女子举重赛场上,本身就意味着“她”挤占了另一位本该站在这里的女性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使她没有没有机会来到这里,成为她自己。

这位女性就是18岁的瑙鲁运动员Roviel Detenamo,她被夺走的机会和梦想,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劳雷尔•哈伯德的奥运之路也许确如一些人说的那样艰辛,但并不励志,某些人试图将其描绘成一个性少数的弱势个体实现梦想的故事,却掩盖不了这实际上也是“她”夺走另一个人梦想的故事。

被规训的身体、思想及社会

为何一些以争取少数群体权益为宗旨的组织和个人,在这一公共事件中刻意无视了“没有任何人可以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和梦想为理由,夺走他人的权利和梦想”这一常识?

福柯说:“空间是任何公共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的运作基础”,以争取少数群体的权益为名创造新的空间,从而为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力,以及在这一空间中的绝对主宰权,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斗争手段和上位路径。

在这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少数群体空间”中,存在着一种秩序井然的“荒谬公平”,即“人人生而平等,但一些人较其他人更平等”,刻意对变性人运动员损害女子运动员权利视而不见的背后,是对“更弱者和弱者的权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牺牲弱者的权益满足更弱者”这一逻辑的默许和放纵,实际上承认了“变性人的社会权利高于女性的社会权利”。而在这个被创造和被主宰的空间中,谁是“女性”,谁不是“女性”,谁是弱者,谁是更弱者,谁该牺牲自我来补偿谁,完全由空间的主宰者定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秩序也就此形成,在这一景观社会中,所有个体的命运只有被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任何试图僭越规训的人都面临着失去庇护和被踢出空间的危险。

就像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的粉丝在“罗琳恐跨”事件中威胁她的那样:

“如果您继续对变性人采取仇视的态度,我们就不再承认您是女性!”

在“劳雷尔•哈伯德”事件中也有人说:

“反对跨性别者参加奥运会(女子项目)的女性不配称为女性!”

不能摆脱被景观控制的默从奴隶身份,则真正的平等无从谈起,如果斗争初衷就是“要么我给你跪下,要么你给我跪下”,又怎么可能带来一个平等的结果?不但已经“争取”到的权利随时可能被褫夺“转赠”他人,甚至连自己的政治身份都面临被剥夺的危险。在“性别”这个议题上如此,在类似的议题如“肤色”上亦然,某大国领导人在竞选阶段放言,如果黑人选民将选票投给其竞争对手,那么该选民就不是黑人了,也是同理。

究其根本,脱离整体权利概念的孤立性别、肤色、种族权利必然产生排他性,因为没有人可以依靠夺走他人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是所有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也应当重温一下我们可贵的旧常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荒谬的梦想一定要靠夺走别人的梦想才可以实现。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