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欧冠哪个酒吧可以看(「特写」“拯救”影院，不靠餐吧球赛剧本杀)

作者 | seamouse

专门为影院打造的“夹生”剧

“电影院又关了半年了，活不好接，你说我做了半辈子演员，不干演员还能干啥？就这么夹生着，挺好。”在昆明圆通电影院门前，从没放弃电影梦想的中年男人老庄，对曾经在眼前这家影院一同试戏、一同领盒饭的阿冷，说起自己的近况。年轻一些的阿冷，则放下了表演的执念，成了4S店的一名销售员，娶妻生子，情绪复杂地，看着准备着新戏面试的老庄，消失在园西路街头，感慨“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这是“全国首部影院剧”《夹生》的结尾，伤感中带着些希望，行业虽然凋敝，但只要有人坚持梦想，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

“要放弃一个事情很简单。为什么叫《夹生》？像我演了那么多戏，也不火，就是夹生，但既然活着，又有梦想，不坚持还能怎样？这就是我们做戏的基点。”开演前，中年演员老庄的扮演者纪耘翔，跟我说起这部戏。

在《夹生》宣传文案中，主角纪耘翔是“资深影视演员”。在疫情前后，他确实接过包括主旋律院线电影《为国而歌》、尚未播出的辛爽导演平台新剧《漫长的季节》等大制作影视剧，以及更多的网大和政府扶贫宣传片，但至今他自己的名字都没出现在豆瓣词条和百度搜索。

“很多云南演员顶多能演点小角色，非常被动，话剧好很多，能参与到创作中，有一点自主权。”纪耘翔先前跟着《夹生》导演王爱博已经排演过两部戏剧。只要客户有需求，导演王爱博就为其定制相应戏剧。去年，是和汽车品牌合作的《心愿电话亭》，一个发生在4S店旁边烧烤摊、带点神话气质的善意故事，为金主嫁接到车主观众。

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一些影厅开放出来做脱口秀现场。一天，王爱博和圆通国际影城经理赵雨洋无意间看了一场，很失望，就筹划着打破影院和剧场壁垒，自担成本，找来个别赞助商，打造一出真正的影院剧。赵雨洋也希望借戏剧演出形式，帮助到因疫情而生意暴跌的自家影城。100元到120元的门票，算得上是救市价。

搜索关键词“影院 剧场”，会跳出绵阳的亲子剧场、宁波的幽默真人秀。对于“全国首部影院剧”这样的名头，《夹生》出品人的赵雨洋给出了保守一些的定义，“在电影院弄戏剧，我们肯定不是第一波，但专门为电影院打造一个剧，我们绝对是第一家。”

在赵雨洋看来，其他影院里的脱口秀、亲子剧乃至剧本杀，都没能结合电影院这个特别场景，至多利用银幕投屏一个PPT，可以换在影院外的任何地方演。而他们的《夹生》，选择了有着巨大台宽的影厅，利用下沉式阶梯作为剧情空间，更特别为银幕拍摄了不少视频物料。并且，为了这台戏，赵雨洋给影院做了营业执照增项，在原来电影放映的基础上增加了营业性演出。这么一来，就不用再像其他非经营性“租场内部活动”那样，试探着打擦边球，而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各文艺事业单位合作，并在猫眼、美团等平台的赛事与活动板块，上架卖票。

从形式到内容，《夹生》的观感，也真如其宣传语那样——“相声又不是相声，话剧又不是话剧，电影又不是电影，脱口秀又不是脱口秀”——堆积着不太好笑的自黑段子，随时大张旗鼓地插入赞助商的低分辨率广告，并试图制造笑中带泪的效果。剧如其名，真的“夹生”，如同故事所在地昆明——这座气候宜人、性格慵懒、一切都不温不火的春城。

观影习惯，养成艰难、放弃容易

《夹生》上演和讲述的影院圆通国际影城，是昆明当地的老品牌，位于多所高校城中校区围绕的园西路中段，自家一栋楼，独立于商超而存在，沿街又有着物美价廉的丰富餐饮和创意小店，颇受年轻人青睐。影院经理、也是《夹生》出品人的赵雨洋回忆，“2012年才算得上开始正规经营电影院”。再早至DVD时代，由于整条园西路有好几家卖盗版碟的，也就经常弄一些来给学生放，毕竟那时“谁也没有版权意识”，碰到一些重要的足球赛事时候也曾公开售票。“照理说，手机平台年代之前，体育赛事版权都在CCTV，公益性转播可能还好。而今我们倒是也在跟爱奇艺谈一些合作，他们也希望通过线下影院摸索新赛道。”

就连笔者学生时代的电影教育，也与这家影院有一定关联：遇到有新片上映，经常是云南大学礼堂、图书馆放映厅和圆通影院一条线，以每晚两场的节奏放映，甚至还能泡两顿方便面；也曾经用一整天时间，看完了《教父》三部曲。到了21世纪初，作为理科生的我，在校园里“不幸”认识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几个小伙，从此被文艺“毒害”，大家决定放一些牛皮纸包裹着的欧洲电影大师VCD，以及自个儿拍的粗砺的DV录像作品，形成了“昆明电影学习小组”——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前身。

观看《夹生》之前，我到市中心商超里的百老汇影城，找相熟的罗经理聊一聊。很久没来，我发现售票大堂改了位置，询问得知，网络售票时代影院对售票大堂的需求已经很低，加之疫情防控有限座要求，现在看电影的观众又减少很多，就没必要保留售票大堂，减少营业面积也能缩减运营成本，“先度过寒冬，才能迎接春天吧”。

5月26日，在一篇名为《行业归零的影视人：每天硬熬，总要吃饭》的文章中，一位深圳影城的店长说到自救的方式之一就是“去找物业谈，延缓交房租，每个月交一点，拿电影票给商场抵扣，因为如果电影院倒闭，商场也没办法那么快招到租户”。

而昆明这位罗经理则认为，商场不一定需要影院。“以前好的时候可能互补，来看电影的会逛商场，逛商场的也会来看电影。但现在要命的是，这个行业出现了死循环。疫情复工后，观众减少了，片方就不敢投放影片到影院，没有吸引观众的影片上映，观众就更不来影院。同时，商场人流也在降低。一家影院开在商场，至少一千多平，商业地产讲平效，即一个平方收多少钱。”

5月底上映的新片就一部《唐顿庄园2》，但文艺属性太高，宣传上没什么声量，“看这部分类型片的群体，真的离开影院很久了，至少不再会第一时间去看了。”罗经理感慨，“观众养成观影习惯，非常艰难，但要放弃这一习惯，非常容易。”

回想起来，在上演《夹生》的圆通影城养成的电影消费习惯，我坚持了20年。哪怕在疫情期间，只要形势没那么糟糕，都坚持第一时间进影院刷片。在持“随心飞”到处打卡的内循环日子里，我甚至能把旅游城市的日常过成电影节，比如2021年10月底的一晚，就曾在洛阳市区两家影院刷了三部档期片——这被我自己调侃成“个人洛阳黑夜影展”；今年3月底，即便身在和田，我也还意外发现影院竟然上映着纪录片《“炼”爱》——当然，一个人包场了。直至4月份，疫情又开始严峻起来，我在安徽黄山黟县待了一个多月，县城里唯一的影院关门了，我渐渐意识到，赶不上趟又能有什么关系？当地一位退隐过来生活的朋友告诉我，他以前在北京时，也曾必须赶首映日，参与话题讨论，来到小县城定居后，在唯一一家影院办了200块的卡，就去了一次，至今卡里还剩160块。

过了一个多月没有影院的生活，我也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影院了。

当求婚仪式进入影院，自救可能本末倒置了

在一些有关“影院自救”的报道中，四川绵阳的中环影投多次被提及，说公司在当地进行试点，开设音乐餐吧、共享书店、小剧场和健身房。影院放映的日收入不足千元，但是音乐餐吧日收入在5000元以上，假期时甚至高达万元， 不但销售精酿啤酒、小龙虾，甚至还举办过“中环微醺龙虾季”等活动。

昆明的罗经理说自己和绵阳这家影院老总还相熟，但他们的模式不可复制，“很多租商场空间的影城不允许做二房东转租给其他生意，或变成其它形式运营。他们不但在较大体量的购物中心里，而且把健身房和火锅店就搁到影城易改造的区域。疫情期间，他们的非票收入已经远远大于电影票房收入。这就很尴尬了，你的名字叫电影院，但却用非常高的成本投入到很低成本的事情上。”

据了解，投资一家影院，根据规模不同，成本从600万到2000万不等，而如果只做餐饮，可能几十万到一百万就够。

和全国其他经营性放映场所一样，罗经理所在的影城也不得不减少大量员工。疫情前有40多人，现在白班晚班加起来一共15人，很多员工也兼做营销宣传。“现在片方的裸发现象越来越多，我们在营销自家影城外，也要推广最近上映影片，但这些很被动，效果肯定不如片方的宣传。活动更不像以前那样密集，原来至少还经常接一些路演。现在呢，还好你前阵子拉来几部小众文艺片的导演连线场。”

那是春节前后，我和朋友联络了《冰上时刻》、《东北虎》、《隐入尘烟》等小成本电影的放映和导演映后交流，以腾讯会议室连线的方式。

有工会的企事业单位员工可以享受单位提供的看电影的福利，但照罗经理的亲身经验，“单位包场现在很尴尬，影院复工后能安排75%的上座率，但超过50人可能就算聚集。再说，现在也没啥片子可看。”

跟随着周边游而滋长起来的露营风，有些影院通过小程序售卖起帐篷、折叠椅和野餐垫。这些卖品，也能算电影相关周边，是在营业执照允许范围内。但跟网店和户外用品卖场相比，毫无优势可言。

“影院的属性决定了自己的客群，非票收益始终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说哪个片子有华为赞助，就适合在大厅里卖华为手机。”罗经理继续说着。

在此之前，很多影城倒是接过求婚、婚庆、生日会和公司会议等活动，这些也在营业范围之内。比如男方向女方求婚，一两千块包个场，确实比在高级酒店和餐厅便宜。“经常的情形是这样，里面坐着的可能是男方的家人朋友，故意让情侣迟到，看不见后面坐着的熟人。电影放映中，做个切换，一段两人的视频突然出现在大银幕，给到女方惊喜。”

而现在越来越多出现在大众视野的影院剧本杀，绝大多数是在打的擦边球，并不能算作电影衍生品来进行正规运作。有些剧本杀可能和电影名字很相似甚至相同，但内容毫无关系。和音乐演出一样，剧本杀也该归口各地方文旅局管理。那么像圆通影城的影院剧《夹生》那样，做个营业范围的增项不就可以吗？

罗经理说，“是可以。但剧本杀和舞台剧，即便一天一场，能保证几天的上座率？而且很多时候，为了剧本杀和演出质量，还得对影厅投入资金改造，电影可能就不能正常放映。这些节目，大多安排在晚上时间段，那么影厅的白天就被浪费了。”

归根到底，只要放映业务的主体出问题，其他衍生品都站不住脚。

从文德斯到欧冠，谁能在影院常态化？

好消息是，5月底开始，全国营业电影院的数量已经连续多日超过8000家，营业率也维持在70%左右。根据灯塔专业版影院营业地图，仅剩北京上海两个大票仓城市未恢复。而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线城市票房产出也首次低于四线城市，到了2021年两者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也就是说，影市有可能率先在二三四线城市回暖起来。

不过，相比疫情前全国的一万多家影院，目前近2000家影院的消失或“将要消失”，绝对算是损失惨重。而且被疫情反复按在地上摩擦过几次之后，市场的信心恢复也是影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2020年，影院经过长达180天的关闭之后重新开业，首先迎来了一轮经典大片复映，然后是一些中小体量的影片跟上，最后由《八佰》破了30亿票房。

“但2022年要再来一轮的话，观众还会买账吗？就算经典老片不停重映，票房体量大家也都看得见，如果卖得太糟，对新片上映就更没信心了。”罗经理不指望再来一波这样的重映能带来实质改变，最多寄希望于经典影片能延续人们的观影习惯。

5月底，昆明百老汇和百美汇两家影城还举办着“维姆·文德斯作品回顾展”。这一由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策划主办、数梦DDDream联合主办的大师展，从3月底的杭州开始，目前来到昆明和武汉两站。经属地宣传部门选定的8部影片，每部放映2场。虽然印象中的城市消费体量，远不能跟杭州相比，但刚开票一小时，《德州巴黎》和《柏林苍穹下》两部文德斯最富盛名的经典作品，就立即售罄。让昆明当地影迷也惊讶于这座二线城市的文艺消费热情。

对此现象，我继续向百老汇影城的罗经理问道，“有没有可能干脆让影展常态化？消失的观众就让他去吧，以后的电影院死死拽住影迷群体？”

没有多想，罗经理立即给出否定答案：“影展我们每年都坚持做，确实也考虑过是否可以月月有影展。但这只能让真正的影迷更有黏性，从盈亏平衡上，收益远低于正常商业档期影片。影展热门片迅速售罄，再多给它排一两场呢？还会有这么多人抢票吗？影展时间范围很短，一部影片也就放两场。在正常营业情况下，假设一天可以排40场，一个月就是1200场，一个影展就算10部片，放20场，场次占比的差距就很大，再加上影展也有各种成本，不能指望常态化。”

5月28日晚，文德斯回顾展昆明站放映了一场其早期作品《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随后，几位同兼影迷球迷身份的年轻人接着去踢夜场，休息一会儿再去摩登天空昆明店（Modernskylab），在现场摇滚演出中，等候次日凌晨三点爱奇艺平台转播的欧冠决赛。

这场演出 球赛的活动，由在昆明有着深厚基础的皇家马德里球迷协会统筹和召集，球迷会负责人不是没考虑过到影院观看，“但总觉得影院不够High不能摆台，酒吧又有到点宵禁的要求，于是才选择到Livehouse看赛事。”

对球迷数量庞大的皇马帮，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值得的——那一晚，1：0，他们的球队赢了利物浦，拿下了欧冠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