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颜有哪些(奥运色彩 中国之美)

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紧接着，我们将迎来冬残奥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色彩系统的主色为“霞光红”“迎春黄”“天霁蓝”“瑞雪白”和“长城灰”这五种色彩，在奥运会制服中广泛运用。这一设计即保证了服装的独特性和易识别性，避免淹没在色彩繁杂的环境之中，又体现了中国传统色彩的审美意象。

冬奥五色寓意

霞光红：“天际霞光入水中，水中天际一时红。”霞光红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会徽颜色，为太阳初升时的朝霞之色。

霞光红 白继开 摄

迎春黄：“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迎春黄是迎春花的颜色，迎春也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立春的习俗。北京冬奥会开幕时正值壬寅年立春，朝气蓬勃。

迎春黄 胡铁湘 摄

天霁蓝：“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天霁蓝取自中国传统陶瓷珍品霁蓝釉的颜色，以明宣德年间瓷器为代表。《说文解字》中写道：“霁，雨止也”。而霁蓝，就是雨过初晴天空之蓝。霁蓝釉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其釉色蓝如深海。

天霁蓝 明宣德霁蓝釉暗花云龙纹盘

长城灰：“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长城灰是万里长城砖墙的色彩，象征厚重的历史与坚毅的信念。这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色彩系统的主色之一。

长城灰 瑞雪白 新华社

瑞雪白：“瑞雪便应平地尺，野梅又报一年春。”瑞雪白是冬日里最美的颜色，在中国传统中，应时而下的雪为“瑞雪”，预示着新年的好收成，也孕育着春的期待。

五色源于五行

历史上的五色，指的是青、黄、赤、黑、白。“五色”的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周礼·考工记》中有“画缋之事，杂五色”，说明古人早期的绘画中主要也是采用这五种颜色。

随着春秋末期五行学说的流行，五行与五色逐渐开始结合，有了明确的对应关系。即东方为木，其色青；南方为火，其色赤；西方为金，其色白；北方为水，其色黑；中央为土，其色黄。同时五行所蕴含的其他特征如五方、五音、五脏、五音等也都和五色有了对应关系，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五色的文化含义。如《墨子·旗帜》中把守城的旗帜按照颜色做了分类，便于士兵之间联系。即“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

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推崇五行相胜相生说。他认为，自然和社会的演变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循环不已的过程，称为“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每个朝代都受到五行中一种“德”的支配，并有与之相应的象征色。如黄帝为土德，色尚黄；夏代为木德，色尚青；商代为金德，色尚白；周代为火德，色尚赤。每一代王朝都有先天的命运，具有相应的标志色；朝代更迭恰好对应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色就成了关于朝代更迭，天命循环的大事。基于这一理论，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认为秦为水德，取“水克火”。《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这里的“上黑”通“尚黑”，即推崇、尊崇黑色。

此后，每逢王朝更迭，统治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改正朔，易服色”。汉灭秦，克水德是土德，到了西汉太初元年，汉武帝正式决定汉朝为土德，色彩尚黄。刘秀起兵于南方，从火德，色彩尚赤。东汉以下，朝代的更迭用五行相生说，三国曹魏为土德，尚黄；晋为金德，尚白；南朝刘宋为水德，尚黑。

衣正色 随五时

五色很早就被应用于古人的服装设计中。如《尚书·益稷》中记录了舜帝与大禹的对话，舜帝提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即用五色这些明显的颜色做成不同衣服。由于五色系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承载了相应的政治含义，因而被称为“正色”。而介于这五色之间的颜色则被称为“间色”。正色中的青、黄、赤正好大体对应颜料三原色中的青、黄、红（品红）。在现代印刷中正是用这三种颜色加上黑色来组合成其他成千上万种色彩，白与黑两色相混又可以得到无限的灰色系列。由此可见，五色系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对色彩科学的基本认识。

古人将正色和间色赋予尊卑、贵贱等级的象征意义，逐渐成为了封建礼制的一部分。《礼记·玉藻》记载：“衣正色，裳间色。”上衣、外衣要用正色，下衣、内衣则用间色。不同的色彩不可混淆，更不可颠倒。《周礼》中说“皇帝冕服，玄衣纁裳”正是这种规则的体现。玄即黑色，属于正色；纁是介于赤色和黄色之间的颜色，属于间色。冕服玄衣纁裳的形制一直从先秦保留到了明代，几乎未曾改变。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喜欢紫色，使得齐国上下崇尚紫色服装。孔子为此疾呼：“恶紫之夺朱也”，就是要维护“朱”这个正色的地位。《诗经》里有“绿衣黄里”的诗句，不是夸赞服装颜色漂亮，而是用来比喻正邪不分、贵贱尊卑颠倒失序。黄为正色，绿是间色。正色应高于间色，因此，衣表（面料）应是正色，衣里（辅料）应是间色。表里的色彩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绿衣黄里”则正好相反，是与礼不合的，这句说明的是这个道理。

汉代，以礼制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对服装色彩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要求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汉书·舆服制》中有：“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强调了服装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关系。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季节、不同场合都有不同的服装穿着要求，服装成了区分社会等级的直接手段。五色体系作为服装礼治中的显著特征，也得到了广泛全面的发展。如《后汉书·舆服志》还规定官员要“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这里的“五时色”指的是要随季节的变化而穿着不同的颜色的朝服，即春季用青色，夏季用红色，季夏用黄色，秋季用白色，冬季用黑色。

色彩彰显身份

由于从直观的视觉效果上来看，服装的颜色是最明显的区分方式，因而服装颜色还逐渐成为了区分身份等级的标志，形成了一种品色服制度。这种制度大体上源自北周，《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宣帝）二年下诏，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缋绣为缘，名曰品色衣。”天子身边的近臣要穿着五色的衣服，并用锦绣花纹作为装饰，来区分品级。

到了唐代，这一制度更加完善。武德四年，唐高祖就制定了初步的品色服规范，后经多次完善，到了唐高祖上元年间，确立了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的品色服制度。这一规定使不同品级官员的服色各异，品秩序列清清楚楚。服装的色彩成了社会等级身份的鲜明符号，穿紫袍者显赫，着青衫者寒酸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固定印象。唐代承土德，尚黄，所以皇帝的袍服用赭黄或赤黄。直到五代时期，黄色仍然是象征帝王的颜色。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时黄袍加身，一举成为天子，也体现了黄色的魅力。

北宋时期，尽管服色有所调整，但品色服制度仍被保留。宋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服紫，三品至五品的官员服朱，六品至七品的官员服绿，八品至九品的官员服青（《宋史·舆服制》）。宋神宗元丰年后，更改为四品以上的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七品至九品服绿。到了南宋，服色的等级界限逐渐被突破，百官公服尽著紫衫，无品秩之限。紫衫本为军校之戎服，是一种前后开衩的无袖头的短衫。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说：“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

根据《明史·舆服志》记载：“一品至四品官员服绯色袍，五品至七品官员服青色袍，八品至九品官员则服绿袍。”官员的夫人也要按照此规定执行。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官吏衣服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天顺二年，又规定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这些颜色统统成了皇室的专用颜色。到了清代，官员的朝服基本上只有石青或蓝色一种，靠衣服上的补子来区分品级。

封建礼制上对服装颜色有严格的约束，也导致了服装色彩的呆板。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对色彩喜好的本性，却需要突破这种礼制的束缚，去选择不同的服装色彩，有些甚至成为风行一时的流行色。南宋的紫衫被禁止后，又一度流行起了白色的凉衫。如果说穿紫衫是爱慕虚荣的话，那么穿凉衫只能用追求风尚来解释了。

到了明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服装的色彩更为多元。据《松江府志记载》，当时的流行色彩有水红、金红、荔枝红、橘皮红、东方色红、水绿、豆绿、蓝色绿、天蓝、玉色、月色、浅蓝、墨色、米色、鹰色、沉香色、莲子色、铁色、玄色、鹅黄、松花黄、葡萄紫等二十余种之多。可以看出这些流行色基本上还都在五色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限制的影响。

（原标题：奥运色彩 中国之美）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刘疆（作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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