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为什么会有观赏性(中超资格为何变成烫手的山芋了？俱乐部如何走出财政困境？)

11月2日，2019赛季中甲迎来大结局。最后一轮比赛，原本的例行公事风云突变。青岛黄海已经确定冲超成功，贵州恒丰、长春亚泰分别面对无欲无求的北体大和黑龙江FC，积分形势不占优的石家庄永昌需要与仍有降级之虞的队死磕。

过程走势令人大跌眼镜。积分更占优的恒丰和亚泰均输球，赢了球的永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时隔三年重返中超赛场。

这背后暗流汹涌。究竟有多少俱乐部对中超资格充满了渴望，又有多少球员对升级满怀向往呢？被资本洪流裹挟的中超，不再是众人眼中的香饽饽，反而成为了烫手的山芋。中国足坛上的怪现状仍然层出不穷。

运营中超俱乐部就是一个无底洞?

从生意角度来说，投资中超俱乐部并不是赚钱的买卖。

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是新三板上市公司，会公布详细的财报。从这支豪门俱乐部的财报数据上，我们一管而窥全豹，可见中超俱乐部运营之艰难。

根据恒大俱乐部2018年的财报，其去年的营业收入为6.02亿，而运营成本高达24.3亿。收入方面主要分为四个板块：广告收入、赛事奖金、门票收入及其他。恒大2018年的广告收入4.6亿，占比72.85%。

这一部分营收存在着一定的水分，其最主要的客户为恒大地产集团（销售金额3.57亿，占比59.27%）。恒大地产为恒大俱乐部的母公司，双方存在关联关系。去年，恒大俱乐部从中超公司获得的收入为7299万，占比12.11%。它的另外三家主要客户占比较低，其中长沙恒大童世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同样是其关联公司。

概括来说，恒大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自母公司的输血以及中超公司的分红。

2018赛季，恒大获得了联赛亚军。按照相关规则，它获得的分成仅次于上海上港。《体坛周报》曾披露中超公司2016年的分红情况，当赛季获得冠军的恒大分红金额超过7000万，创造了纪录。两年过去了，中超分红金额变化并不大。

中超公司的分红主要来自版权收入以及广告等其他收入分成。目前的版权周期，中超联赛版权价格是10年110亿。在这个周期内，版权收入分成是固定的，广告等其他收入分成浮动比例有限。而且，与投资比起来，中超公司分红的金额也杯水车薪。

赛事奖金方面，恒大去年获得了7177万的收入，门票收入则为4123万。去年恒大中超、亚冠成绩均差强人意，奖金和门票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缩水。即便在成绩更为理想的2017赛季，其这两项收入分别仅为8300万和4700万。

如果没有母公司的变相输血，恒大俱乐部在市场上的收入很难超过5亿。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小球会收入更低，其最核心的收入还是中超公司分红（约6000万），再加上其他收入恐怕也很难超过2亿。

而一个保级球队需要多少投入呢？年初，河南建业老板胡葆森曾经大倒苦水，坦言球队一年下来至少亏上10个亿。知名媒体人赵震在微博上透露，中超俱乐部一年投资3、4个亿都很难保级。

运营一家中超俱乐部，最保守估计也需要亏1-2亿，像建业这种亏10亿的俱乐部也不在少数。一家中甲俱乐部，如果没有雄厚资本作为支撑，即便升上了中超，也是一年游，还要在账面上留下一个巨大的窟窿。

四大帽真的有用吗？

不过，对于中超投资人来说，并非完全没有利好消息。

去年年底，中超四大帽正式公布，其中在俱乐部投资方面有详细的限制。根据相关财政政策，中超俱乐部2019年支出限额为12亿人民币，俱乐部投资人注资限额为6.5亿人民币。2020年和2021年，俱乐部支出限额分别为11亿和9亿元，投资人注资限额分别为5.6亿元和3亿元。

出台支出和投资限额的初衷当然是好的。在当下的军备竞赛之下，中超只剩下几家土豪在玩耍，大多数中小俱乐部苦不堪言。

可即便如此，为什么亚泰、恒丰依旧对中超资格意兴阑珊？

这一财政政策中对投资人注资限额进行了规定，但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很难被厘清。以恒大俱乐部为例，恒大地产集团支付给俱乐部的广告费，恐怕很难算成投资人的注资。这里面就存在着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另外，这个支出限额更多是约束了上港、恒大这些豪门俱乐部。对于大多数保级球队而言，9亿元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数字。

豪门球队的支出受到了一定限制，实力必然会有所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保级球队的竞争压力下降了，可以减少投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这种限制下，保级球队也很难在实力上与豪门球队相抗衡。保级球队更多是彼此之间的竞争，谁减少投入谁就有可能被从悬崖边推下去。

想要在中超生存下去的俱乐部，投入和支出都未必敢减少，关联企业的广告费可以规避投资限额的问题。在支付方面，无论是11亿也好，还是9亿也罢，对于中小俱乐部而言仍旧是沉重的枷锁。这一限额只对豪门俱乐部有效，对保级俱乐部缺乏约束和保护。

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中超资格成了洪水猛兽，不仅仅是与投入过高有关，更重要的还是俱乐部缺乏造血能力。王健林曾经说过“投资足球不可能赚钱”这样的话。（当然，他后来又主动回头，这是后话了。）他的儿子王思聪甚至用脏话问候过投资足球的人们。据说，他后来被王健林教训了一顿了。

王健林的论调本身没错。目前，中超俱乐部获得了版权分成、赛事奖金、门票收入无法填补运营所留下的窟窿。

何况，版权分成，以及赛事奖金，与中超的商业价值休戚相关。限制俱乐部的支出，以及投资人投资金额，则会形成一种悖论。投入的减少必然会影响到中超联赛的观赏性，近而对品牌价值、广告收入、版权收入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中超门票收入过低，这是国情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即便是拥有金牌球市的恒大，一年票房收入仅4000万。而对比9月底的马德里德比，最低票价250欧元，能容纳7万名球迷的万达大都会球场座无虚席。在中超，大多数球队的主场上座率并不理想。即便是恒大、北京等金牌球市，门票的价格也并不高。

如何提升中超俱乐部的变现能力，让投资足球变得有利可图，才是未来的中超联盟亟待解决的问题。单纯的限制支出和投入，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俱乐部的困境，还有可能将中超联赛推入两难的境地。

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土豪大佬们并不是从理性的角度来投资中超俱乐部，更多是带着政治投机的目的，希望以此换来更多政治上的资源。

相对理性一些的投资者就会选择徘徊在中超门槛之外。即便只需要一场并不太费劲的胜利就可以跻身中超之列，他们也会选择接纳一场略带羞辱的败局。

二十年目睹中国足坛之怪现状，早就见怪不怪了。希望孵化中的中超联盟，不再是换汤不换药的文字游戏，真正能够解决中国足球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