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办奥运会需要哪些法律(如何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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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随着开幕临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张家口，很多城市街道都有“每一个人都是东道主”“迎接冬奥、法治同行”等冬奥宣传标语，无一不彰显着这是一届由法治护航，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的冬奥赛事。

“当然，北京冬奥会法治保障工作离不开国家、社会、民众等方方面面的努力。”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部长李富莹告诉《方圆》记者，整个奥林匹克法律共同体努力的目标，都在于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保驾护航，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构建奥林匹克法律共同体

“冬奥会是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世界性的体育盛会，筹办工作涉及主体众多，事项繁杂，仅通过法律事务部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的。这就需要各方面力量对我们冬奥法律事务的全方位助力。”

李富莹告诉记者，从近几年的工作经验看，已经形成了包括北京冬奥组委内部法务团队、外聘律师团队、北京张家口两地律师志愿服务团队、专家学者、政法保障体系在内的“奥林匹克法律共同体”，为冬奥会筹办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首先，我们拥有水平过硬、经验丰富的外部律师团队。这些律师都来自北京冬奥组委聘用的合同商务律师事务所，覆盖各专业领域，尤其是在冬奥法律事务集中的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合同、侵权等领域，配备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律师，协助进行复杂合同、重要法律文件审核，对筹办工作中遇到的疑难法律问题进行法律研究，出具法律意见，为我们提供了全面支持。”李富莹说。

“其次，来自社会各界的团体、专家和学者都为冬奥法律工作提供了外部支持。”李富莹介绍，北京、张家口两地律师志愿服务团队也积极参与到冬奥筹办工作法律事务中来，在疫情防控、权益保护、体育仲裁等众多领域提供法律服务。

包括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等各社会团体以及众多法学专家学者，多次开展涉奥法律事务学术研讨会，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法律“智囊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建设性的建议。

此外，包括北京和河北两地的人大、司法局、各级法院检察院在内的政法保障体系也是我们的重要“外援”，为冬奥会筹办工作提供有力的立法和司法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1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印发《北京市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工作方案》（下称《方案》），要求在履职中突出首都意识、首善标准、首都特色，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为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营造良好司法环境。

根据《方案》要求，北京市检察院专门成立服务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领导小组，各分院、区院相应成立本院领导小组，全市上下联动，建立涉冬奥会、冬残奥会重大事项、重大案件报告机制；同时加强与北京冬奥组委的对接，建立定期会商机制，深入了解涉检需求，建立快捷方便的检察监督渠道，强化与公安、法院和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共同形成服务保障合力。

在办理案件方面，检察机关要依法妥善办理涉疫情防控犯罪、涉冬奥外国人犯罪、涉黑恶与腐败交织犯罪案件；注重加强对奥运场馆内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损害赔偿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等案件审判、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的惩治力度，注重运用民事抗诉、检察建议等多元监督手段，保护涉冬奥会、冬残奥会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涉冬奥会、冬残奥会知识产权和民营经济的司法保护，严厉打击涉众型、损害冬奥声誉的扰乱市场秩序犯罪。

12项立法护航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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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国家层面给予了冬奥会足够的法治保障，主要体现在根据奥林匹克规则，提供了立法、司法及执法等层面的保驾护航，比如，申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对此进行了庄严的承诺。

申办成功后，我国政府以《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这一北京2008年奥运会留下的宝贵财富为基础迅速启动了相关修法程序。参考英国、巴西、韩国等近几届奥运会主办国对于奥林匹克财产保护的成熟做法，历时两年多，完成了对《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的修订。

修订后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将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权利主体扩大到在中国境内举办奥运会的申办机构和组织机构，在保护对象上涵盖了在中国境内举办的所有奥运会涉及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客体更加全面；修订内容中对隐性营销行为进一步进行了明确规制，同时增加了对残奥会有关标志保护的内容，保护内容更加丰富。

总体看来，修订后的《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提供了更高水平的保护。《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的修订，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特别体现出我国尊重规则、信守承诺、责任担当的大国形象。

除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各级机关结合冬奥会筹办需要，制定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比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出台的《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等。

在执法和司法方面，各级机关在冬奥筹办期间不断完善涉奥执法、司法程序，特别是一些跨地区协调协作机制、冬奥法律服务、涉奥案件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职能优势，为冬奥提供了法治保障。

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6年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完成12项相关立法，推动做好冬奥志愿服务、医疗急救、疫情防控、无障碍环境和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等各项工作，首次开展京津冀协同立法，为“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贡献重要法治力量。

例如，在打造和呵护“冬奥蓝”方面，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津冀人大协同制定“一条例一决定”，将移动源污染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在重点时间段实行特殊管理，联防联治降低污染排放，最严措施呵护蓝天白云。

2020年1月，北京与津冀人大同步通过《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是我国第一个同步起草、同步调研、同步审议、同步制定的区域协同立法，为冬奥筹办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医疗卫生保障是冬奥筹办工作的重要内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及时做好《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北京市献血条例》立法修法工作，让冬奥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更加高效顺畅。

围绕提供无障碍环境，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推动以场馆赛区为重点，建设好无障碍运动环境、生活环境和出行环境，提升城市设施、信息交流和社会服务无障碍水平，对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顺利举办，以及改善残疾人、老年人状况，提升首都城市文明程度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足实际需要和首都人才优势，修订《北京市志愿服务条例》，特别是为志愿者购买保险，建立多元化的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机制，扩大志愿服务范围，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等重要条款得到落实。

保障冰雪运动的纯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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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冬奥会中公众关注的反兴奋剂、运动伤害问题，北京冬奥组委也做好了风险防范及应对措施。

反兴奋剂是全世界的共识，我国一直坚持推进反兴奋剂斗争，不断加强反兴奋剂立法工作。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此举标志着兴奋剂违法行为正式“入刑”。

据了解，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之一规定，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或者明知运动员参加上述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组织、强迫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在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特聘专家、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刘岩看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是中国在反兴奋剂斗争中迈出的意义深远的重要一步，为严厉打击兴奋剂犯罪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作为冰雪运动，本身存在一定风险。而体育竞赛中通常可以将他人的伤害分为两类：一种是可以免责的伤害；另一种是不能免责的伤害。可以免责的伤害行为，指的是在各项比赛中，在竞赛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实施了合理的冲撞等行为。

这种行为是合理的，也是比赛规则所允许的。但如果在比赛中，比赛规程不允许的情况下，却实施了伤害他人的行为，应当追究致害方的责任，同时应该对受害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

“对于冬奥会赛事中可能涉及运动侵害，或者有突发的应急事件，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也做了比较完善的风险预案，比如说运动员的伤害，冬奥项目的风险性更高，我们也对涉及的人身伤害、保险、医疗费用等作出相关预案。”李富莹说。

另外，在社会层面，一方面，冬奥会筹办涉及大量的赞助企业、合同商、社会各级组织机构，这些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冬奥，并且遵守奥林匹克规则，是冬奥法治保障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社会主体对奥运规则的充分尊重，体现了我国法治冬奥的成果，也展示了我国践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另一方面，各界法律人士、行业协会、高校等，积极开展了有关冬奥法治保障的理论实务探讨活动，为冬奥建言献策，这些活动对于奥林匹克规则本土化研究、形成良好的法治冬奥氛围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助力效果。

在李富莹看来，冬奥会法治保障，依靠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讲法治、讲规则。每一位公民遵循法治、遵守规则，共同履行主办城市义务，就体现了对冬奥法治保障的有力支持。

北京冬奥会将留下宝贵的法治财富

冬奥会开幕在即，河北省张家口市检察院干警在高速路口参与疫情防控，并开展冬奥会普法宣传。（摄影：肖俊林 李洁）

“法治奥运，即我们要依据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要求筹办奥运。”李富莹表示，其实，对于一届奥运会，从申办、筹办再到举办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要约邀请、要约、承诺再到履约的过程。

在履约过程中，对奥运规则的充分尊重、对承诺义务的充分履行，不仅有利于树立我国践诺守信的负责任国际形象，也有利于增进国内尊重规则、遵守法律的良好社会氛围。

从长远看，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需要构建面向未来、面向国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法治环境，冬奥会这类大型的国际性体育赛事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方面是办奥过程中，我国的法律体系能够与奥运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标准与习惯产生互动、融合，全社会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务等各类法律从业者，也围绕冬奥相关的法律问题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和对话，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冬奥法律共同体”。

另一方面，奥运会对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落实法治奥运，将法律和规则意识嵌入筹办工作的同时，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城市治理思路和水平。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夏奥会后，城市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相信这次北京冬奥会留下的法治财富，能够推动北京市甚至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至新的层次。”李富莹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