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看过李惠堂在上海的表演，谁都要摇头。然而李惠堂依然不服气，还口口声声替自己作辩，好像是上海人都不懂得球艺，对他的高深技术，不会领略到。这样不知自量的态度，真是令人又好笑又好气。最近他发表一篇大文《在上海所得的印象》，更说得丑态百出……他说别人对于胜负两字看得太重，踢得不好，便要攻击。其实喜胜恶败人之常情。踢得不好，还要人赞他捧他，恐怕只有李惠堂的御用记者才能够说违心的话。”

这是1936年第20期《娱乐》周刊上所载《李惠堂恼羞成怒大发牢骚》一文中内容，作者署名为“舒”。该文配了副标题，竟为“足球踢得不好，竟怨人不替捧场”。

李惠堂是著名足球运动员，屡屡为国争光，为何却被媒体说得如此不堪？

原来，几天前李惠堂率“世运足球队”（即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选拔队）在热身赛中2比3败于上海租界洋人组成的西联队，《娱乐》杂志痛批中国队骄兵必败、阵线排列错误等，称李惠堂“确已老了，球艺也退步许多”。

在比赛中，中国队获点球，李惠堂罚球遭扑出，一时忘了规则，上前补射，被判犯规。《娱乐》杂志指责道：所谓球王，也不过如此而已！

李惠堂在报上撰文辩解，认为不必太看重胜负。没想到《娱乐》认为李“不服气”，态度更加恶劣，转向开骂。

大赛在即，内讧至此，为球队远征投下阴影。

■ 为踢球忘了送外祖母

1905年，李惠堂生于香港大坑村，据他的母亲说，他在襁褓中即有“非皮球不欢的特性”。4岁时，李惠堂随母回老家广东梅州市。

早在1873年，足球便已传入梅州。梅州多学堂，在此传教多年的法国神父赖里查斯说：“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各学堂均设体育课，踢足球是“每天都有的课外活动”。

李惠堂自己说，“我在小学念书时代，人还只那么一点点高，可是对于足球已经是爱好到有时连饭都不想吃了”。后来小伙伴们都不愿和他踢，李惠堂就自己踢，他说：“一个人也许踢得更劲一些，因为一个人踢球最好的一点是没有人抢球，球能够老是在自己脚上踢着。”

10岁时，李惠堂回到香港，每天一放学，便冲进球场去看比赛。因在人群中乱钻，有时被人骂一顿，甚至打一顿，也不以为意。

12岁时，年近70岁的外祖母从中山县来香港，回去时，父亲要李惠堂把老人家送上船。外祖母乘黄包车，李惠堂坐电车，约定在码头会面。没想到李惠堂刚到电车站，看同村伙伴们正踢球，一时技痒，竟下场参赛。外祖母等不到他，挥泪而去。事后李惠堂却和父母撒谎说，已将外祖母送上船了。

15岁时，父亲生意需帮手，李惠堂只好中断学业。因常偷着去踢球，屡遭父亲“痛刑”，可“打骂尽他打骂”，李惠堂照踢不误。

■ 他打红了9号球衣

17岁时，香港南华体育会为培养新球员，发起夏令足球赛，场地就设在李惠堂家的村口。父母出入皆可见，有时驻足观望，一来二去，居然养成看球之癖。李惠堂的队取得冠军，每人获一枚真金奖章，父母从此不反对他踢球了。

李惠堂与同队四五人入南华乙队，因他身高1.82米，出任中锋，由于“合拍不得人”“竟犯了好盘的毛病”，前半年表现不佳。但有前辈认定李惠堂是奇才，赛季末调他进甲队，第一次打正赛，李惠堂颇怯场，幸亏表现尚可，站稳了脚跟。

1923年5月，李惠堂随南华队参加第六届远东大会（亚运会前身），帮中国队第五次蝉联足球冠军。8月，李惠堂随队赴澳洲，共赛24场，全队进63球，李惠堂一人进31球，其中4战澳洲队，李惠堂进了4球。他的9号球衣引起轰动，后来他加入上海乐华队，仍穿9号球衣，据《上海足球》报道：“王（的球衣）恒为9号，故南洋各埠，不论球人球迷，不论男女老幼，无人不知9号之英勇，也莫不为视线集中之焦点，李惠堂三字反不及9号之无人不晓。”

在澳洲，一外国少女钟情李惠堂，李写了一首题为《澳洲痴情女》的诗：

澳洲有女垂青注，频向场前唤代名。

好梦难成春色暮，此心常系百年情。

1924年，南华队代表中国队在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上卫冕。对日本队时, 李惠堂进两球，对菲律宾队进3球。菲律宾队中有传奇球星阿尔坎特拉，曾加盟巴塞罗那队，在357场比赛中进356球，该纪录直到2014年才被梅西打破。

■ 给球迷签了一个半小时名

因“五卅惨案”，香港经济一落千丈。李惠堂携妻子廖月英到上海，加入乐群队（1年后更名乐华队），一边在中华人寿保险公司兼职。

当时上海华人球队难与洋人对抗，“上海队”队员都是外国选手。

李惠堂后来写道：“那时上海踢球和看球的味道都与香港有点不同，上海球员好盘弄，施展浑身解数，卖弄花巧以娱观众，或把球踢到半天高……后来从踢球正规晓喻，纠正了上海许多缺憾。”

1926年，李惠堂率乐华队参加了上海最高水平的史高托杯联赛，击败了9届冠军腊克斯队，第二年，乐华队在上海夺取三大杯冠军。此后李惠堂随队出战菲律宾，取得6战4胜1和1负的战绩，又赴南洋、澳洲比赛，均取得佳绩。

1930年，乐华队访欧，因安排失当，未能接战，只得转访南洋，奔波辛苦，球队出现纠纷，李惠堂回了香港，乐华解体。

1934年，在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上，李惠堂助中国队第9次夺冠。

1935年全国运动会，李惠堂代表香港队以19比0战胜安徽队，李一人独中16元，在决赛中，他又连进3球，最终3比1战胜广东队。

据《娱乐》1935年第18期报道：“本届全运会中，最受观者欢迎者为足球与游泳，而收入最佳者当推足球。大会收入的十一万元中，至少有四万元是足球的力量。”

取胜后，李惠堂说，“被盈千累万的球迷所包围，个个要求签名……我看看大时钟，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站上一个半钟头做签名的苦工了”。

■ 输给英国队不奇怪

1936年，中国足球队参加柏林奥运会，连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都认为能取得佳绩。

不过，据1936年第25期《娱乐》报道，一位来自香港的西方球员认为李惠堂已过巅峰期，技术有所下滑，他说：“君不见其最近表演乎！除射门而外，殊未见有若何奇术，此种‘立而待功’之策，用以应付世运各足球队，恐不适宜。”

李惠堂善诗文，在各报开有专栏，此时正因《在上海所得的印象》一文引起众怒，4名记者甚至联手告李惠堂是职业选手，无资格参加奥运会，选拔委员会主席马约翰不得不表态：将彻查，如违规，必剥夺李的资格。但李惠堂最终还是去了柏林。

为给整个代表团筹资，足球队一边比赛，一边赶路。

当时奥运会男足比赛取单败淘汰制，中国队抽签不利，正碰上英国队。上半时孙锦顺入一球，被判越位，下半场中国队连丢2球，铩羽而归，国内舆论一片哗然。

多年后，孙锦顺仍认为是裁判误判导致输球，但李惠堂在《谈中西足球歧异之点》中坦承：“他们（指西方球队）的练习是持之以恒，不似东方的队伍多是恶劳好逸、十寒一曝的……如果上半场胜人家的球数不多，则下半时便支持不住。”

在文章中，李惠堂反复指出，西方足球职业化程度远超想象，中国队不补足短板，永无获胜希望。

遗憾的是，在一片嘲骂声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李惠堂说了什么。

■差点加盟巴黎圣日耳曼队

事实上，当时中国队与欧洲水平差距明显，有人发现，那支英国队全由业余球员组成，连第四级联赛都没参加过，赛前临时组队，甚至没怎么战术配合过，而中国队在柏林已休整2周。

这支英国队在击败中国队后，下一轮就被淘汰了。

奥运前后，中国队与几支欧洲队交过手。在法国，与红星队（巴黎圣日耳曼队前身）打成2比2，红星队希望李惠堂加盟，月薪2500法郎，转会费2.5万法郎。此时李惠堂已31岁，已有退役之意，未同意。

此外，中国队3比8输给德国法兰克福，2比4输给奥地利维也纳快速，0比11输给奥地利阿德米拉，3比2赢了瑞士赛威特，2比5输给英国水晶宫，3比5输给荷兰阿贾克斯。

特别是0比11输给奥地利阿德米拉，李惠堂感慨说，对手速度快、配合好，中国队绝非对手。

可见，当时中国队水平与欧洲队差距颇大，“惜败”“遇到黑哨”等说法纯属无聊。李惠堂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我国人心理，靡论其为观众，靡论其为运动员，对胜利对虚荣殊有过于重视之嫌，较之于外人之确能胜败如一，其精神相去，殊不可以道里计。”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强令香港足球队办赛“庆祝”，李惠堂借口腿伤，拒绝参赛。第二年5月，汪伪政府要李惠堂率南华队参加伪满政权举办的运动会，李惠堂化装逃走，先后在重庆、柳州、桂林等地组织义赛100余场，赈济难民。他为此写诗道：

一技相凭四海游，家无儋石未尝忧。

穷乡僻壤人皆识，不枉当年学足球。

■ 一生正式进球或不足千

传说李惠堂一生共踢进1000多个球（一说2000多球），他每有进球，必记录在日记中。可惜当年逃离香港时日记均散失。

网友“八球球”搜集了李惠堂参加过的全部正式比赛场次，只有758场，其中有详细记录的219场，李共进253个，场均1.16个，按这个进球效率，进球数肯定无法破千。

1947年，42岁李惠堂仍出战，却射失点球，从此挂靴。

1948年，李惠堂作为教练，率中国队参加伦敦奥运会，在单败淘汰制中遇土耳其队。赛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搜集了对手的详尽材料，交给李惠堂，可中国队还是以0比4告负。

1953年，李惠堂任领队，率“华联足球南游队”远征东南亚，没想到球队刚到码头，就被扣住。警方在球队行李中发现大量毒品，李惠堂被判5年徒刑。经各方活动，李惠堂出狱，缴纳5万港币罚金后，被驱逐出境。

见李惠堂走投无路，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并任命李惠堂为足球队教练。李惠堂带队拿过两次亚运会冠军，还第三次参加了奥运会，却惨败而归。后担任过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和国际足联副主席。

李惠堂是一代“亚洲球王”，又是一位难得的理性爱国者，其情怀尽在诗中：

好事西人创足球，欲凭膂力骋骅骝。

丈夫养就浩然气，一脚踢翻五大洲。

贩毒案昭雪后，李惠堂晚年回香港定居。1979年7月4日，糖尿病瘫痪多年的李惠堂去世，终年74岁。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