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外援 为什么溢价(抑制非理性投入，引援调节费应运而生？)

近日，不少媒体都发布消息称，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推动下，中国足协正在商讨处理昔日征收的引援调节费相关事宜。金元足球时代这一特定的产物，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2017 年，为了限制各家俱乐部日趋庞大的引援开支，改善中超转会市场溢价严重的情况。中国足协于夏季转会窗开启之前，连续出台了《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关于2017年夏季注册转会期收取引援调节费相关工作实施意见》等文件。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从当年夏季注册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对于引援调节费的收取标准，足协也设定了“红线”，引进外援资金支出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人次、引入国内球员资金支出不超过2000万元/人次的俱乐部，缴纳的引援调节费将全额返回本俱乐部用于青训。超过这一“红线”的俱乐部，则需等比例全额缴纳引援调节费，这笔资金也将被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按照足协的设想，这笔资金也将用于资助中国足球公益活动，支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促进普及足球，推动足球科技进步及公益性设施建设，以及服务国家振兴足球战略发展规划。随着该政策推行两个赛季后，各俱乐部也见招拆招，利用规则交易漏洞规避引援调节费。足协也在2019年底将原来的“全额收取”改为了“差额收取”，即只对转会费超出标准部分征收调节费。据媒体当时统计报道， 2018年累计8名外援的转会涉及到缴纳调节费，分别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比埃拉，广州队的保利尼奥、塔利斯卡，大连人的哈姆西克、卡拉斯科、山东泰山的费莱尼，以及天津天海的莫德斯特，2019年夏季转会窗，申花的沙拉维和上港前锋阿瑙托维奇，也都超过了引援调节费标准，实际应收调解费金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

虽然中国足协出台收取引援调节费政策意在通过让投资人花钱花到心疼来遏制中超的非理性消费，但政策的制定者实在是低估了那种狂热，而调解费政策本身自出台伊始便争议不断。由于引援调节费只是中国足协制定的行业政策，没有法律依据，俱乐部向足协交钱，足协却开不出票据。以阿瑙托维奇的调节费为例，正因为无法下账，具有国企背景的上海上港也只能拖着不给，另外，大连人俱乐部也以此拒绝为龙东缴纳调节费。然而，人们在2019年3月冬窗完成转会手续球员的足协公示中看到，广州恒大的塔利斯卡、保利尼奥，山东鲁能的费莱尼、大连队的哈姆西克均已缴纳调节费，而北京国安与天津天海同样缴纳了交过这笔钱。

即便在实施差额收取之后，深足也为金特罗缴纳了超出限额部分的调节费。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票据，虽然也有人拒交，但由中超公司代为收取且到账的调节费加起来仍有十亿以上。当然，正是由于收费没有合法依据，所收款项也因为社团管理和收费的多条管理规定，无法如当初设想一般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这笔巨款如果没有被非法挪用，就应该且只能躺在中超公司的户头上。而随着中国足球金元时代的终结，中超俱乐部投资规模大幅度缩水，当初作为金元时代产物的引援调节费，如今也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