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各俱乐部对复赛反应如何(盘点｜2020中超落幕，从“暂停键”到“快进键”)

2020中超大幕已经落下。因为疫情而被摁下了“暂停键”的联赛，在艰难中重启，成为有史以来最晚开赛的一个赛季。三个多月转瞬即逝，似乎给这场联赛又摁下了“快进键”，虽然非议、争吵从来就未曾停止过，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2020中超注定将是中国足球历史发展长河中值得深刻回味的一个赛季。

“圆满！”如果用最简洁的文字来概括已经结束的2020中超联赛，恐怕没有比这两个字更合适和贴切的了。当我们在大谈欧美足坛、近邻韩日足坛如何确保联赛正常运行时，不能抛开中国整个社会对于疫情的态度以及有别于他国的管理体系和机制。就像中超联赛何时能重启的问题上，中国足协乃至更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根本就不可能左右，但是，从7月初获得正式批复、同意联赛重启后，中国足协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顺利让联赛成功画上句号，这其中所有的付出与努力，恐怕只有亲历者才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

虽然全封闭状态下开赛，各方都颇有微词，但在疫情下，几乎没有一个联赛不受新冠病毒的影响，导致相关场次不得不被迫延期。可唯独中超联赛，在历时110多天的比赛中，没有传出过一个疑似或确诊病例，这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统计数据显示，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期间，苏州赛区方面累计核酸检测11轮、共检测10931人次，抗体检测2轮、共检测1877人次；大连赛区方面核酸检测共计12089人次，球队共计检测10次、计4421人次，工作人员及保障人员共检测11轮，共计7512人次，其他人员检测156人次。至第二阶段，苏州赛区累计检测核酸4843人次，大连赛区核酸检测共计5921人次，球队检测8轮次、共计2110人次，工作人员及保障人员共检测5轮次、计3732人次，其他人员检测79人次。所有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

也正因为此，中超联赛没有受疫情影响到任何场次的比赛。仅就这一点来说，相比之下，伤病增加、比赛中的各种纠纷与争议等等，已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至联赛后期，球迷也陆续回到现场观战，极大调动了球员的激情。在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两回合比赛中，分别有6673人、9386人进入现场观战，上座率堪称“世界之最”，即便是像近邻韩日，联赛最多也就只允许进入20%或30%，而一度曾经爆满的越南本国联赛，随着疫情的复发，也全面限制了球迷入场观战。相比欧洲五大联赛、欧冠联赛、欧国联以及南美洲世界杯预选赛等各种赛事依然在空场情况下展开，中超联赛其实已经为中国在全球防疫抗疫方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足协直言“要学习中超的复赛经验”并非恭维。尽管中国足协拒绝为今年的中超联赛完赛进行评分，但如果满分为10分的话，打上9分甚至更高并不为过。

当然，就中超复赛而言，在实际工作中肯定还有需要进一步修正与改进之处。由于采用赛会制的方式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复赛，在中国职业联赛自1994年登场以来还是第一次，在球员的伤病增加、场地的使用频繁程度影响草坪质量等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比赛质量，而且新闻媒体采访等也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为了能够确保赛事的成功完赛，甚至像亚足联主办的亚冠联赛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这其实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此举可行。尽管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已经明确表示，不排除明年继续采用类似的方式来完成中超联赛，但是，根据今年办赛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情况，足协方面已经在考虑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赛制与赛程。

当我们在总结今年的中超联赛时，不能忘却联赛尚未开启时，众多三级职业俱乐部纷纷宣布退出、破产。过去10年，中国足球在资本的推动上，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烧钱阶段”。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再加上疫情，原本就不具备自我造血功能的职业俱乐部受背后母公司的影响，在经营方面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而，从经营角度来说，中超联赛迎来了最佳的调整良机，从上半年中国足协推出的一系列“减薪”、“降薪”举措，到最后选择赛会制复赛，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帮助各职业俱乐部有效控制成本、“去泡沫化”。

很多人反对赛会制方式，除了竞赛本身之外，给出的一个理由就是不利于俱乐部经营，因为在现阶段的职业联赛中，各俱乐部收入来源的一个很关键性项目就是主场门票收入，像广州恒大、北京国安等这些上座率相对较高的俱乐部，一个赛季在门票方面的收入可以达到55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如今采用赛会制，各俱乐部在这方面的收入直接变成了“0”。

但是，如果采用主客场制的话，恐怕不能仅仅考虑门票收入的问题。因除了像河南建业有自己的体育场之外，绝大多数俱乐部都是租用球场，每个赛季光租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高的超过百万元人民币，少的也达3、40万元人民币左右。此外还需要支付安保费用，最多也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如果按照最高的来计算，仅这两项，一个赛季15个主场就需要支付差不多3000万元人民币。

至于客场比赛，一场比赛按照出行50人计算，往返机票一人以1500元计，一个客场就是75000元，15个客场差不多120万元人民币左右。部分俱乐部则有可能超过150万元。此外，按照“前二后一”的惯例，各队前往客场涉及到住宿与餐食问题，哪怕是按照最低食宿600元人民币计算，一个客场差不多为10万元左右，一个赛季15个客场则是150万元人民币。于是，累加起来，差不多一个赛季客场比赛耗费500万元人民币属于正常情况。

再加上主场时的食宿安排，一家中超俱乐部很容易就突破4000万元人民币。除此之外，抛开俱乐部支付的薪资，另外一个支出就是比赛的奖金。以恒大俱乐部往年数据为主，赢一场300万元，去年共赢了20场，光这笔支出就超过6000万元。当然，如果是中小俱乐部，或许数字将至少减半，但相应地门票收入肯定也大幅度下降。

今年由于采取赛会制，各队确实少了门票收入，可其他各种支出也大幅度减少。尽管苏州赛区和大连赛区进行比赛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场租费，但因为中国足协出面与地方政府统一协商，场均费用之低廉可以用“便宜到令人发指”来形容。考虑到从球队驻地到赛场距离较远，苏州赛区还安排了特别的交通管制措施，保证球队准时、准点、不受阻碍地抵达赛场和回到酒店。当然，交通管制措施也同样是在当地政府部门统一协调下展开，而且所有的车辆也是由后勤部门统一负责协调，最后统一结算，然后由各队均摊，但这种大批量的采购价格肯定比正常的市场价要便宜很多。

再以食宿为例。大连赛区和苏州赛区专门为参赛队提供了下榻的五星级酒店。以苏州为例，赛区酒店总共有700多间房间，中国足协统一协调，租用了其中的550个房间，分配给每家俱乐部60个房间，如果某俱乐部另有需求，则自己需要单独另外付费，每晚的价格有可能会超过足协与赛区酒店商谈的统一价。但是，赛区酒店为配合足协顺利完赛，多出的房间并未对外销售，不允许其他客人入住，也没有向足协收取任何费用。据了解，不管苏州赛区还是大连赛区，每个房间的价格均价在500元人民币，这其实已经大大低于市场价格。

由于是统一协调，酒店内的所有各种设施全部都免费无偿向参赛队开放。为满足各队不同的需求，酒店方面还专门根据各队提出的需求，临时进行了添置，进而尽可能为各队提供便利。至于饮食标准，拟定为每人每天250元，但整个赛事期间，没有一家俱乐部抱怨吃得不好。至于有球队希望集体换个口味、去酒店内的其他餐厅，则属于自行消费。据初略统计，整个联赛期间，一家俱乐部在食宿方面的开销在450万元以内，这比正常联赛期间仅进行15个客场比赛的食宿费用还低。

而由于赛程压缩，整个赛季才20轮比赛，不少俱乐部在奖金方面也有明显调整，这其实也是帮着中超俱乐部在疫情下节约了支出。以恒大为例，今年联赛单场赢球奖金额度从去年的300万元下调至200万元人民币，全年才赢球14场，总支出为2800万元，仅这一项，今年就节省下几千万元人民币。而其他俱乐部也同样大幅度减少了支出。

可以这么说，今年中超联赛客观上受疫情影响，整个办赛的支出可以说是过去10年来最节约的一次。虽然这次聘请的两名韩国籍裁判执法单场有3000美元的报酬，日常则是有300美元的补助。但是，对照一下去年光聘请三名外籍职业裁判年薪就超过40万欧，再加上后期聘请的其他国家裁判，费用较之去年下降幅度更是明显。

记者在与众多俱乐部领导交流过程中，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今年俱乐部的支出大幅度减少了”，更有俱乐部直言：减少的幅度达到30%-40%！某种程度上，疫情下，中国足球迎来最好的调整机遇，今年中超联赛的特殊赛制客观上帮助众多俱乐部大幅度节省了开支，在“去泡沫化”方面其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让中超俱乐部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能够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职业联赛当下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尤其是进一步降低薪资。

回到竞技本身。今年中超联赛可以称之为“杯赛”或者“锦标赛”。江苏苏宁队夺冠、石家庄永昌队直接降级，多少还是出乎人们意料。因为如果按照常规的积分排名，苏宁队的成绩只能排在第四，而永昌则排第11位、参加保级附加赛的卓尔队则排第10位。也正因为此，淘汰赛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争议。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因为淘汰赛制，最后阶段的比赛才格外引人注目、更具有刺激性。而且，类似世界杯、欧洲杯等这样的大赛全部都是“锦标赛”，最终夺取冠军的队伍未必就是最好的队伍，但肯定是最具有水准的球队之一。苏宁队最终夺冠，在半决赛与决赛中先后战胜了今年中超联赛的前两个夺冠大热门，也算是实至名归。毕竟，竞技体育说到底还是需要依靠硬实力，任何名次的取得，首先是以硬实力作为保障，其次则需要一些运气。今年苏宁除了硬实力之外，运气也确实不错，所以笑到了最后。而永昌则显然是欠缺了一些运气，尤其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关键场次，不是球员受伤就是停赛，导致原本板凳并不算厚实的阵容与实力被进一步削弱，最终不得不接受直接降级的现实。

再换一个角度，除了苏宁以及永昌这“一头一尾”之外，今年其他各队的排名与成绩其实与正常情况下的积分排名相差并不大，这恰恰就是各队水平与实力的真实反映。譬如，排名前五位的球队苏宁、恒大、国安、上港、鲁能等队伍，赛季尚未开始前，就被认为是整体实力最强的五支队伍，其中恒大排名首位、上港与国安被认为是最具挑战力的队伍，而苏宁与鲁能则具备了与上述夺冠三热门“掰一掰手腕”的实力。而下半区的八支球队，也基本都是正常情况下的保级队伍。所以，过分强调“赛制”、忽略球队自身硬实力，反而不利于更加清楚地认清自己的竞技水平与实力。

而且，由于最近三个赛季以来，冠军分属三个不同的球队，以此认定中超联赛的格局已经大变、出现新的变化，恐怕结论还为时过早，毕竟今年的情况较为特殊。而且，实战中，恒大依然是最突出的，相比之下，国安与上港的表现较上个赛季略令人失望。苏宁则是更好地利用了今年的特殊赛制，加上部分主场优势，教练更为合理、更加实用的战术，得以最终问鼎。唯有在正常的周期内真正称雄，才能够说是改变了中超的格局与历史。而且，明年虽然将大概率继续采用赛会集中制，但随着具体的细节发生变化，苏宁是否还能够跻身三甲？目前依然也还有待观察。

当然，不得不说的是，由于今年的特殊情况，整个联赛的竞技水平依然不高，甚至在某些方面呈现下滑趋势，这也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譬如，中超联赛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场上的攻守节奏偏慢，这与9月在多哈进行的亚冠联赛西亚大区的比赛所展现出来的攻防节奏形成鲜明对比。或许，等亚冠联赛东亚大区比赛展开后，中超四强在与韩、日、澳等球队的较量中，这方面的问题会表现得更突出。

竞技水平不高的另一大特征，恐怕就是各队对外援的依赖程度更进一步突出。苏宁最终夺冠，依靠的就是埃德尔与特谢拉两名攻击型球员，尤其是特谢拉的速度发挥到了极致。而恒大丢冠，最多大的问题塔利斯卡因伤导致状态大幅度下滑。今年联赛中最大的“黑马”重庆队在前期表现令人不满，甚至主帅张外龙一度被喊“下课”，但随后在联赛中取得最长的“六连胜”、并最终取得历史最佳的第六名成绩，关键也还是在于外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昌降级，受累于外援伤病；卓尔则同样如此，最后阶段拿到了保级附加赛的资格也是依靠埃弗拉的进球。至于像泰达队能够在第一阶段一场不胜、至第二阶段奇迹般地赢一场后保级，差别也还是在于外援苏亚雷斯的到来。

在今年中超联赛的射手榜上，排名前10位的14位射手中，只有韦世豪一名中国本土球员，以8球和其他4名外援并列第10位；而在助攻榜上，排名前10位的球员也同样只有杨立瑜一人。进攻端外援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超各队的最终排名。外援在今年20轮赛事中的进球数依然占据着总进球数的65%，这个数据过去1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减弱，足以说明外援之于中超各队的重要性。

虽然根据足协的官方数据统计，今年联赛中的U23球员出场为747人次、首发出场为446人次，U23球员出场总时间达到44885分钟，与2019赛季前20轮相比，提升近9000分钟。但这样的比较恐怕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去年中超联赛前15轮比赛中依然实施是首发必须有1人、累计出场3人次，在出场时间方面并无要求。而从第16轮开始，足协调整了U23出场规则，要求每场比赛中始终要有一名U23球员在场上，而在出场人数方面没有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今年联赛U23球员出场时间必然远超去年同期，因为去年依然存在的“闪上闪下”的情况。虽然部分U23球员获得了更多出场机会，但在没有了政策庇护后，这些球员能否在来年的联赛中继续获得更多出场时间？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由于今年联赛期间，没有受到国家队出战40强赛以及亚冠联赛等外战的影响，中超联赛得以较为完整地进行。没有了参照对象，也就感觉不到整个中超联赛的竞技水平不高。但是，随着明年40强赛重启、亚冠联赛恢复，中超竞技水准不高的问题会更进一步突出。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众多已经归化了的巴西球员在今年中超联赛中的表现恐怕只能用失望来形容，以这些已经归化了的球员的表现，国家队恐怕也不敢对他们寄予厚望。

在总结今年联赛时，不得不提的是裁判问题。与往年相比，似乎今年的裁判问题更为突出，但实际上，这恐怕还是一个错觉。因为相比以往一周一轮赛事、偶尔一周双赛，今年的比赛大部分都是一天两场，而且是连续不断进行，“昨天的争议尚未平息、今天的比赛又出现争议了！”于是，自然让外界感觉到今年的争议特别多。

但这其中有一个较为特别的情况。因为是采用赛会制、且在封闭状态下进行，而且整个赛事才20轮，于是，尽可能给各参赛人员以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尽可能不要让球员因为在封闭状态下受到停赛处罚后无处发泄而产生不良后果，因而今年中国足协很少将事务交给纪律委员会“开罚单”。所以，赛季刚刚开始一两轮，个别俱乐部觉得“裁判不公”，就开始对外发声。放在以往，或许纪律委员会罚单已经下发，但今年在没有见到罚单后，其他俱乐部开始紧随，甚至出现了个别俱乐部高层直接发声指责裁判问题。这其实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裁判争议多”的印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某些俱乐部因为争议判罚而感觉吃亏时，拼命对外发声；一旦受益时，则是默不作声。但是，任何公平、公正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一说，所谓的绝对仅仅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而已，如同天下从来就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更何况，裁判也是人，也有可能犯错误。作为裁判，他们的任何举动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接受拷问，这就背离了足球运动的本质。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来，特别是中超引入VAR之后，从一开始，中国足协的相关领导们就错误地理解了VAR的精神，要求VAR在执法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恰恰是这种错误的指示，让VAR在中超赛场上的争议越来越多。坦率地说，由于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在裁判员队伍的管理、特别是培养方面出现了较大问题，如今中国的裁判队伍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更为宽容、应该允许中国的本土裁判员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与成长的时间。

无论如何，2020赛季中超联赛已经画上了一个相较圆满的句号，但我们更期待2021全新赛季的早日到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历了这个特殊的赛季后，来年的联赛会较今年更好。

文|马德兴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 体坛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