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陶短房

当地时间5月25日，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采用“跪压”法控制长达8分多钟之久后出现明显身体状况，送院后不治身亡。

▲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的长时间“跪压”导致弗洛伊德死亡（图/网络）

弗洛伊德之死几乎立即引发席卷全美乃至全球的激烈反应：自5月26日起，抗议、示威和与之相伴的骚乱、警民冲突，在世界各地如野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

01 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之死

截至目前，全美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和全部50个州的650多座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哥伦比亚特区和34个州部署了多达4.33万以上的国民警卫队，首都华盛顿一度部署了联邦军队。包括首都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在内，美国至少21座大、中城市一度宣布实施宵禁。

与示威相伴的冲突、骚乱、砸抢，和军警的应对行动，导致至少17人死亡，更多人受伤和被捕，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警察、示威者和身份不明者对记者、围观者的暴力行为。

骚乱导致沃尔玛、亚马逊、苹果、阿迪达斯等许多知名商家被迫关闭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门店，不少城市刚刚开始“重启”的社会生活正常节奏也为之再度被打乱。

以总统特朗普为首的美国联邦政府，在应对中的一系列反应、表现和言论，也受到激烈争议。

尽管自6月6日夜后，美国本土抗议、示威和骚乱的“烈度”有所缓和，但远未平息，观察家对弗洛伊德事件的评价，也从“上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非洲裔美国人抗议运动”，升格到“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体抗争事件”（对此许多人有不同看法，认为因越战引起的反战抗议不论声势、影响、参加人数都胜过此次，因此弗洛伊德事件仅仅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因单一事件引发的集体抗争”）。

▲为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的活动现场（图/网络）

在美国以外，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爱尔兰、波兰，亚洲的日本、韩国、伊朗、叙利亚，非洲的肯尼亚、利比里亚，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也爆发了抗议、示威、集会等声援活动，部分国家的示威者还围攻了美国驻当地的使领馆。

弗洛伊德只是一名46岁、刚刚因新冠确诊失业的非洲裔前餐厅保安，他的死何以惊动天下？

02 弗洛伊德事件的媒体解读

许多媒体对弗洛伊德事件闹出如此动静，作出了各不相同、也各有一番道理的分析。

首先，近年来非洲裔美国人在警民冲突中遭遇白人警察暴力对待、甚至因此丧命的比例偏高，引发广泛不满。

美国调查局“Statista2019”调查数据显示，全美2019年共发生涉警致命枪击案1004宗，其中占人口总数60.4%的白人，被涉警枪击致死的比例仅36.8%；非洲裔美国人人口占比仅13.4%，被涉警枪击致死占比却高达23.4%。

这一数字自2017年以来一直相对稳定，白人被涉警枪击致死的比重，甚至逐年略有降低。

▲乔治·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图/网络）

一些保守派人士坚持认为，非洲裔美国人“犯罪率高”、“涉案多”，因此才有上述结果出现。

但美国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这种说法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理直气壮：2018年美国监狱关押犯人中近1/3为非洲裔，每10万名非洲裔美国人中有超过1000人正在监狱服刑，而白人中这一数字仅为200，这“和犯罪比率完全不相称”。

以较常见的毒品问题为例，调查显示，在美国各族裔吸毒者比例方面，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几乎一样，但后者被警方以“滥用毒品”为由拘捕和起诉的比例，却远高于前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统计则发现，同样是拥有大麻且性质差不多，非洲裔美国人被警方发现后逮捕的概率，竟是白人的3.7倍。

事实上正如许多媒体所指出的，发生在非裔平民和白人警察间的警民冲突，在美国由来已久，且因事件往往演变为白人警察虐杀非洲裔平民，并在随后的司法调查中被从轻发落而告终，每每成为突发性社会事件的导火索。

——1992年4月29日，非洲裔青年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因酒后超速被4名白人警员围捕殴打，因遭路人拍摄发布酿成公共事件，警员被白人占多数（12人中10人）的大陪审团裁定“无罪”，引发导致53人死亡、逾2000人受伤的“洛杉矶骚乱”；

——2012年2月26日，纽约白人/拉丁裔混血协警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无端怀疑17岁非洲裔高中生马丁（Trayvon Martin）“涉嫌偷盗”，开枪将其射杀，随后被法庭裁定“无罪”，引发激烈族裔冲突；

——2014年8月9日，密苏里州弗格森18岁非洲裔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因被无端怀疑“和抢劫案有关”，在本人无案底、身上无武器情况下遭白人警察威尔逊（Darren Wilson）射杀，后者被裁定“不予起诉”，引发当地持续数月之久的严重骚乱；

——2014年11月22日，拿着塑料玩具手枪玩耍的12岁非洲裔男孩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在克利夫兰一露天游乐场被白人警员莱曼（Timothy Loehmann）误以为“持械歹徒”枪杀，事后莱曼被免于起诉，引发非洲裔广泛抗议；

——2015年4月4日，35岁白人警察斯拉格（Michael Slager）在南卡罗莱纳州北查尔斯顿公路上处理一桩轻微交通事故时，将50岁的非洲裔司机沃特尔·斯科特（Walter Scott）从背后射杀，并试图伪造后者“夺械袭警”现场，逃避法律惩处，因被路人恰好拍下照片和视频，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2017年4月29日，得克萨斯州鲍尔奇斯普林斯，年仅15岁的非洲裔男孩乔丹·爱德华兹（Jordan Edwards）在一次周末聚会后被白人警察罗伊·邓伍德·奥利弗（Roy Durwood Oliver）开枪打死在汽车中，后者一度被从轻判处“行政休假”，在当地居民（非洲裔过半）强烈抗议下方被逮捕起诉……

由于上述事件中非洲裔往往是“被执法”一方，而白人则处于“执法者”地位，事后裁定责任时白人警察往往被“轻轻放过”，且法官和大陪审团的族裔构成，往往左右了裁决的结果。多年以来，这种鲜明的族裔对立现象，几乎每一次都引发强烈反应。

其次，许多媒体指出，近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愈演愈烈，非洲裔美国人成为这一趋势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弗洛伊德事件引发非洲裔广泛不满。

一些媒体指出，近年来白人“典型家庭”净资产是同类黑人“典型家庭”的近10倍，且在特朗普废除前任奥巴马 “医改”后，没有医保的非洲裔美国人数量是白人的两倍。

▲奥巴马就乔治·佛洛依德之死发表讲话（图/视频截图）

今年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美国是累计确诊和累计死亡人数世界第一的国家，而非洲裔美国人又成为最大受害者。

一项官方统计显示，34%的新冠确诊住院者为非洲裔，这一比例远高于非洲裔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且非洲裔因新冠疫情死亡或丢失工作的比例也比白人高得多。

以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地——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双城”为例，该市人口总数约43万，其中非洲裔占比不到20%，但在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失业潮中，非洲裔雇员失业率高达10%，而白人仅4%，更有非正式统计显示，自“重启”以来部分企业、商家开始召回临时解雇的雇员，白人“返工”率也远高于非洲裔。

原本该地非洲裔贫困率（32%）就远高于白人（6.6%），疫情“一来一去”的反复两轮冲击，无疑将令族裔间生存状态差距雪上加霜。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安德烈·佩里（Andre Perry）所言，“新冠不会搞种族歧视，但住房、经济、就业和医疗政策会”，正是对上述社会不公积郁已久的不满，才让弗洛伊德之死的星星之火，引燃了全美示威的燎原烈火。

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最初爆发示威、以及冲突势头最猛烈的城市，几乎都是族裔间生活水准差异最悬殊的地方。

第三，特朗普2016年以黑马姿态脱颖而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调动了美国保守派、尤其福音派中下层白人对包括非洲裔在内其他族裔“夺走资源、福利和就业机会”的恐惧，并利用近年来对手民主党中少数族裔占比增加的“破绽”做足文章。

▲美国总统特朗普（图/网络）

4年前，特朗普靠着刺激性、带有强烈种族主义暗示的语言取悦保守派白人基本盘爆冷成功的事实，让这位看上去十分自信且一贯我行我素的“另类总统”愈发相信“我总是对的”、“我总能赢”。

自新一轮选战拉开帷幕后，特朗普变本加厉地刺激“假想敌”，在敏感问题上“走钢丝”，不遗余力地“甩锅”和揽功，目的自然紧紧围绕连选连任的选情。

“弗洛伊德事件”似乎又让他依稀看到了4年前的“胜负手”，因此他开足马力，竭力淡化冲突的族裔、社会阶层背景，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不满，力图将之形容为“左翼极端势力煽动的单纯暴力事件”，并有意无意将责任引向民主党及其支持者。

不仅如此，特朗普在呼吁地方“动手”或威胁动用《叛乱法》（the Insurrection Act）时也刻意有所选择，每每对民主党掌权的州、市大呼小叫，而对共和党掌权的地方轻轻带过。

特朗普这样做的目的再明显不过：如果这些民主党州、市长听了他的话“动手”，势必造成支持者群体分化，给他以选举中的可乘之机；如果他们拒绝如此，自己正好给他们扣上顶“纵容暴力”的、量身定制的黑锅做帽子。

许多分析家认为，特朗普的“选举操作”导致“弗洛伊德事件”所引发的震荡，较此前所有类似事件的后果，都要大出不止一个量级。

03 弗洛伊德事件的特别之处

不过，这些理由虽然各有其依据，却似仍不足以说明弗洛伊德事件何以闹出如许动静。毕竟此前不少次“黑白警民冲突”的性质较此次更恶劣，且如前所述，各种矛盾、甚至一些“细节”（如示威者“单膝下跪”的经典桥段）也早已有之，为什么此次的波及面和影响度会格外令人震撼，甚至波及到许多“远在天边”、本土并没有多少非洲裔居民的国家、地区和城市？

这首先在于，近年来不仅美国，欧、美、澳许多国家和地区，极右翼民粹和孤立主义势头上升很快。

原本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右的“新保守主义”就取代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这种“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社会福利等方面主张低税收、小政府，鼓励个人奋斗和追求财富，但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诸如种族等问题上则至少讲究“台面上”的“政治正确”。

2008年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引发了欧美民众、尤其中下层民众对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的不满，一度导致左翼思潮复苏，但随即，将一切社会症结归咎于“外国人、移民和少数族裔抢走我们饭碗和市场”，鼓吹孤立主义和排外的极右翼势力异军突起，不仅在欧洲多个国家兴风作浪，跻身政治中心舞台，并且在特朗普曾经的“大主管”班农极力撮合、鼓吹下，成为盛极一时的全球性浪潮。

▲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图/网络）

正所谓“物极必反”，极右翼民粹的上升势头势必刺激另一端——极左翼民粹的相应反弹，这在许多国家早已露出苗头（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和德国社会近期一些看似“不合逻辑”的群体性抗议）。

此次“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以外许多国家、地区和城市引发如此普遍而强烈的反响，甚至在黑人居民寥寥无几的地方也能引发巨大共鸣，奥妙也正在于此：不难发现，美国以外声援势头最大的地方，几乎都是此前极右翼民粹最猖獗，或“黄背心”之类极左翼民粹反弹最激烈的地方。

其次，特朗普固然有意“借题发挥”，他的政治对手也并非省油的灯。

事发翌日，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的《星报》就曝光一条猛料：此事关键肇事警察德里克·肖万不仅是铁杆特朗普支持者，还在2019年10月10日特朗普的明尼阿波利斯助选造势集会上身着红色“川粉”T恤、高举支持特朗普标语“法律与秩序：投票给特朗普”（LAW ORDER VOTE TRUMP），并和其他十几名警察工会中的“川粉”一起登台，和总统一一握手，彼此亲切互动达3分钟之久，并附有照片为证。

5月27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发言人约翰·埃尔德和前述造势集会中警察工会召集人克罗尔（Lt. Bob Kroll）均否认照片中举标语者为肖万。

▲在网络上，一度被误认作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德里克·肖万照片（图/网络）

5月28日，克罗尔称此人是布鲁明顿警察联合会负责人麦克·加拉格（Mike Gallagher）。

选战白热化之际出现这等传闻究竟意味着什么，明眼人一望便知。

当特朗普的一系列应对引发强烈争议后，民主党对手们立即行动起来：特朗普大选的直接对手、前副总统拜登不仅立即表示对抗议者的支持，且随即将“弗洛伊德—抗议者”与“特朗普—民主党”作为对立面相提并论。

当6月1日特朗普扬言援引《叛乱法》动用联邦武力应对抗议后，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撒尔提出议案，希望限制总统援引《叛乱法》的权力，要求在援引《叛乱法》前必须与国会磋商，且除非国会同意延期，援引时长不得超过14天。

塔米·鲍德温、克里斯·范霍伦、帕特里克·李希、爱德华·马基等民主党籍参议员则极力推动将“布鲁门撒尔议案” 纳入更广泛的、旨在约束总统权力的《国防授权法》中。

原本特朗普一方的“借题发挥”，便足以“把事闹大”，如今大选对手也如法炮制，后果可想而知。

第三，“关键方面”多次反覆其词，令强力部门公信力进一步丧失。

警方/检方方面，5月25日事发当时，明尼阿波利斯警方保持了短暂的沉默；

5月26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梅达里亚·阿拉东多宣布4名涉事警察“停职”，当天稍晚“停职”又变成“解职”；

5月27日，FBI和明尼苏达州刑事侦查局宣布介入对涉案警员可能违法行为调查；

5月28日州刑事侦查局宣布逮捕肖万，并随即以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名起诉，定于6月8日开庭；

6月3日，针对肖万的起诉变成二级谋杀，此前未被起诉的另3名警察被起诉“协助与教唆二级谋杀”，重申6月8日开庭——但翌日即宣告第一次开庭……

尸检报告方面，5月29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医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初步尸检报告，称弗洛伊德死亡原因是“心脏病所引发的心肺骤停”，并强调死者“服用了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报告称“没有任何物理发现支持死因系机械性窒息”。

言下之意，死者并非因德里克·肖万的“跪压”等不当行为致死，他的死因主要是自己的责任，而非警方的过失。即便警方确有过错，那也和弗洛伊德之死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这显然是弗洛伊德全家，及所有站在同情弗洛伊德全家一方的人士所全然不能接受的。他们随即宣布聘请以迈克尔·巴登博士和阿莱西亚·威尔逊博士所组成的“独立医学调查组”，对弗洛伊德之死展开“独立调查”。

当地时间6月1日，巴登—威尔逊调查组发布独立尸检调查报告（此前他们进行了独立尸体解剖），称“任何其它健康问题都不可能当场导致死亡”，指出弗洛伊德“之所以当场死亡，是因为他需要呼吸才能生存，而警察的动作使之无法呼吸”。

报告还指出，“警方试图误导人们相信，只要能喊出声就不会窒息，这在医学上是错误的。

▲德里克·肖万最初被指控犯了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罪，后来改控为更严重的二级谋杀（图/网络）

此前针对肖万的三级谋杀指控，称肖万的“跪压”持续8分46秒，而在弗洛伊德毫无反应后仍持续2分33秒之久。巴登—威尔逊报告称，独立尸检结果表明“弗洛伊德在被‘跪压’4分钟后业已死亡”。

当天稍晚，亨内平县医学检察官办公室又匆匆发布一份“补充报告”，这份“补充报告”一方面继续强调“死者有心脏病”、“是瘾君子”，一方面又首次明确承认“弗洛伊德在心肺骤停的同时遭执法人员束缚”，认定“这是一起凶杀案”，并删除了前一份报告中引发轩然大波的“没有任何物理发现支持死因系机械性窒息”等字样。

6月3日，亨内平县医学检察官办公室再发布“最终报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第一份报告的定论，还给出了“弗洛伊德早已确诊新冠”的补充（但巴登—威尔逊调查组也很快回应“确诊新冠不能导致其窒息死亡”）。

不论警方/检方对涉案警察的处理，或医学检察官办公室的尸检报告，都试图通过“打补丁”进行快速危机公关，尽可能大事化小，但如此短时间内反复更改口径和处理意见，徒然令原本就对相关强力机构公信力持怀疑态度者更加不相信其推出的任何一份报告、任何一个结论（哪怕其中有一些的确是正确、准确的）。

更要命的是，这种不断“打补丁”的拙劣应对，还“传染”给了美国联邦政府。

自事件发生后，总统特朗普最初不断在推特上发布“刺激性”言论。

5月29日，特朗普扬言“当抢劫开始时（执法者）开火就开始了”；一天后他又声称，如果抗议者突破白宫的围墙，“他们会被我所见过最凶恶的狗和武器招呼”。他指责诸如“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等极左翼或无政府主义团体要对抗议暴力化负责，并扬言“要将之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特朗普还不断催促各地州长、市长“这是骚乱，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6月1日，正当包括共和党内许多要员、甚至其政府内许多心腹都不断呼吁他尽快发表和缓性公开讲话、尽可能给事件“降温”之际，特朗普却跑到圣约翰教堂发表了那通援引《叛乱法》的火爆讲话，当发现这则讲话效果适得其反后，又在短短两天后改口称“不一定有必要”。

素来被认为是“防务团队中最忠实于特朗普成员”的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6月3日一天内3次改变立场：他先是顺应特朗普意见派出1600名现役军人到华盛顿特区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应对抗议活动；几小时后在五角大楼对记者称，自己“不仅作为国防部长、且作为一名曾经的士兵和国民警卫队成员”，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选择现役部队参与国内执法，且仅限于最紧急、最严峻形势下，“现在还不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不支持引用《叛乱法》，说要打发军人们回驻地，但没多久他又再度改变了意见。

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最初想借弗洛伊德事件打击政治对手，借强力弹压取悦自己的“基本盘”——福音派中低层白人，但当他看到此举令共和党内离心离德便开始退缩。

而埃斯珀则正相反，他最初明知特朗普此举必然遭到强烈反弹（事实上许多前军方要人已经开始“炸锅”），因此公开立异，但当他得悉白宫幕僚对其言论强烈不满，并纷纷向总统进言“废了埃斯珀”后又随即退缩，以免在大选前夕成为又一个被特朗普踢出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

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都无助于恢复美国联邦政府和总统的公信力（尽管他的政治对手也未必能从中获益）。

第四，事发前已有类似事件“预热”。

今年2月，发生了25岁非洲裔美国人阿伯里（Ahmaud Arbery）慢跑时被两名白人无端杀害，相关视频被目击者拍摄上传，引发网络强烈反应的“阿伯里事件”。

5月24日，即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前仅一天，网络上又惊爆“两库珀事件”：非洲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克里斯蒂安·库珀（Christian Cooper）因在公园内质疑白人女性艾米·库珀（Amy Cooper）遛狗“对野生动植物有损害”，对其劝阻并拍照留存，库珀随即大声打电话报警，并在电话中和随后警察到场时反复强调“这家伙是黑人”，并以此作为“他威胁我性命”的唯一“证据”，视频同样被上传并引发轰动。

“两库珀”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都援引“阿伯里事件”为自己辩护。

这两件前后衔接的事，令网上对“黑白冲突”高度关注和敏感。

当弗洛伊德事件视频上传，便立即以惊人的效率和速度传播、蔓延，呼吁严惩“黑白警民冲突”中白人肇事警察的社交组群“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5月28日升至美国社交媒体热搜词榜首。

专为此事设置的“还弗洛伊德以公道”（#JusticeForGeorgeFloyd）也未遑多让，48小时点击率就突破65万。

如果没有前述网络“预热”，弗洛伊德事件的冲击波至少不会蔓延如此快、如此广、如此猛。

第五，弗洛伊德虽然是家境寒微的非裔失业者，却有一些特殊的人际关系。

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他，青少年时曾是一名不错的校队球员，因此结识了一些职业球员，其中最出名的是前NBA球员斯蒂芬·杰克逊（Stephen Jesse Jackson，2003年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夺得NBA总冠军阵容中先发球员），后者作为其多年好友在第一时间便为其奔走鼓呼，并引发了早已普遍存在对特朗普或美国种族问题不满的NBA、NFL等美国职业体育联盟许多一线或著名退役球星的共鸣，和素来“文体不分家”的美国文艺明星们纷纷跟进，造成巨大声势。

▲斯蒂芬·杰克逊背着弗洛伊德的女儿（图/网络）

如果弗洛伊德没有这层特殊关系，这些文体明星的跟进至少不见得如此普遍而积极。

此外，持续多时的新冠疫情及防疫应对，令素来“好动”的美国人感到十分憋闷，尽管事发前已开始“重启”，但程度有限、节奏参差不齐，许多美国人心里有气却无从发作。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群体效应，正好给急欲出门“浪一浪”的许多人，一个理直气壮涌上街头“群聚”的“大义名分”，也让参加群体事件的美国人又多出不少。

这种“给自己一个出门撒野理由”的动机不仅在美国、在其它发生声援活动的国家、地区也普遍存在，因为这些国家、地区中许多地方，“重启”的节奏要比美国更慢、更谨慎。

总之，方方面面的因素叠加，导致一个普通非洲裔美国人之死，就这样震惊了整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