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精英超富账号怎么登录(「美国研究」朱文莉：咫尺天涯——美国与21世纪进步时代的开启)

朱文莉：咫尺天涯——美国与21世纪进步时代的开启

作者：朱文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12月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在2020 年美国大选的早期阶段，美国进步派人物及政策主张就遭遇了挫折。与20 世纪初的进步时代不同，今日美国进步政治遭遇其改革对象的正面对抗，且未能说服内陆乡镇的中下层白人加盟。进步理念虽然得到青年两代的热烈响应，在城郊中产阶级和少数族裔中也广受支持，但改良日程上的微妙分歧使得进步派尚未形成有效的合力。美国政治体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的先天不足、新技术发展对舆论空间的割裂、美国自外于世界政治潮流的心态滋长，所有这些外部不利因素也阻碍着进步政策的推进。美国重现百余年前的政治刷新形易实难。

关键词

• 进步政治

• 美国大选

• 世界政治趋势

2020 年美国大选为全球瞩目，但真正的政策之争早在两党对决阶段到来之前就结束了。特朗普与拜登充满戏剧性的博弈更像是诉诸美国人的心灵，而非他们的头脑。美国选民在2020 年11 月投票中要决定是继续割裂、纷争、相互对抗，还是反省、交流、和解。于是这次选举最好的结果就是止损，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社会与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从政治领域开始回归正常。当美国人忐忑不安地等待这个最低要求成为现实的时候，真正的政策创新和政治进步反而被束之高阁了。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政治机制面对经济现代化的挑战、面对大规模移民浪潮的冲击，显示出足够的弹性和稳定。从进步时代到新政，美国通过大胆且实用的改良措施缓解社会经济不平等，为国力的持续成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进而在塑造世界秩序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反观今日，美国遇到的内外挑战与百余年前相似，但政治过程却无法聚焦真正的问题，也无法进行有效应对，很多时候甚至扮演着恶化矛盾的角色。在美国政治论争过程中，新进步派的声音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始终不能占据中心舞台，在2020 年大选当中再次失去引导变革的机会。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的追述和分析，观察推动与阻碍美国进步政治潮流的因素，并对美国政治选择的世界政治意义进行讨论。

一、进步派的大选失利

回顾过往，美国21 世纪进步派社会基础的形成可以以2011 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简称“占领”运动）为标志，其政治代表人物则出现在2016—2020 年的选举周期中。“占领”运动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提出了与美国右翼“茶党”针锋相对的阐释，将全球化进程造成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视为时代课题。后来发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 BLM）运动、“我也是”（Me Too）运动、青年控枪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为其“友军”进步派扩大了阵营，诉求中加入了更多的社会文化议题，但核心逻辑与“占领”运动的主张一致——即经济不平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冲突，传统政治回避掩盖矛盾，必须以全面进步改革来刷新政治。

2016 年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放弃独立人士身份、加入民主党总统初选，全面系统地提出进步政治政策诉求，获得热烈反响，对希拉里·克林顿构成实质性挑战。虽然他最终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作为政治改革的象征横空出世，震动美国政坛。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对美国两党建制派构成沉重打击，同时却刺激、激励了进步派的变革诉求，客观上也为其代表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机会。在2018 年中期选举当中，一批新议员凭借各种社会、文化、经济改革主张脱颖而出，其中来自纽约州年仅29 岁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 – 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引起全国瞩目，并且迅速活跃在热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到2020 年大选的初选阶段，不仅桑德斯再次出战，而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以稳健改良的面貌加入竞争，因早期支持 Me Too 运动而闻名的参议员吉莉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主张提高全民最低收入的华裔商人杨安泽（Andrew Yang）等人则将各类改革议题作为自己的竞选主打内容。至少在民主党方面，政坛代表与基层社会运动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相互呼应之势。

2019 年下半年直至2020 年初的数场电视辩论，可以视为民主党初选的第一阶段，而进步派方面的竞争者在这段时间可谓势头强劲。他们提出的政策创新， 如全民医保、免费大学教育、提高最低工资保障、环保绿色新政等等，相继成为讨论的热点。桑德斯和沃伦因为观点明确、了解民生疾苦、倡导变革而吸引大量支持者，在民调过程中轮流领先。相比之下，原本知名度最高、获胜呼声也最强烈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却显得立场保守，政策模糊，无法调动基层选民的热情， 以致支持率逐渐下滑，拜登在辩论表现最不利的时候一度只能排在第四位。

但是在进步派人物占据初选领先之后，民主党内外针对他们的怀疑和批评声音随之聚集和扩大。他们的政策主张被认为过于宏大，与现有体制无法接轨，带来的财政负担无法承受。一些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指责他们会极度扩张联邦政府权力，或者搞垮美国经济。在逆风当中，一度领先民调支持率的参议员沃伦遭遇滑铁卢。她的全民医保计划受到细节拷问，美国知名媒体声称计划实际支出将远远超过其团队公布的数字。沃伦随后失去领跑地位和问鼎势头。

2020 年春，民主党初选进入第二阶段的分州投票，桑德斯事实上成为进步派获胜的唯一希望。桑德斯在最先投票的两个小州获得胜利，但拜登在接下来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投票前获得当地黑人领袖的公开支持，顺利拿下该州。随之举行的“超级星期二”多州投票当中，拜登席卷了黑人党团势力强大的南部各州， 而得票落后的温和派候选人纷纷宣布退出选举，并呼吁支持者转投拜登。民主党建制派率先实现了大联合。3月中旬，桑德斯与拜登在至关重要的大湖区“铁锈地带”（Rust Belt）各州正面对决，拜登获得压倒性胜利。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桑德斯已不可能利用他最擅长的大规模基层集会挽回选情，因而被迫宣布停止竞选。回顾其初选失利的过程，未能获得黑人群体认同和未能在传统制造业地区建立优势是桑德斯的两大致命伤。前者反映了文化身份课题的复杂挑战，因为桑德斯在拉美裔民主党选民中的人气很高，但却被黑人领袖批评在反歧视与拯救贫困社区方面不够专注。后者展示的进步派弱点则更微妙。桑德斯力主以普及高等教育改善人力资本，以环保和新能源产业带动经济转型，使大湖区等老工业地带能够顺利融入服务业繁荣，但制造业工会代表的蓝领阶层似乎并未被这种思路说服。相形之下，拜登强调自己宾州小镇的出身，表达对产业与区域困境的切身体验，并以停止外包、扩大就业、购买美国货一类简单直接的口号成功打动基层选民。2016 年总统竞选失利的教训对民主党可谓创巨痛深，进步派纲领如果不能深入内陆市镇、不能被战场州的关键选民群体接纳，它也就失去了代表民主党参加大选竞争的机会。

拜登确保党内提名后不久，其竞选团队就与桑德斯团队开始进行密切接触， 民主党初选也进入了从党内竞逐到党内合作的第三阶段。2020年5月，拜登与桑德斯正式宣布成立联合工作组（unity task forces），就六项关键内政议题协调双方的立场，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前国务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等知名人物都参与其中。双方谈判的结果作为一致建议提交到民主党代表大会，并且成为民主党党纲的基础内容。在最终形成的党纲中，进步派关注的焦点课题——打造公正经济、推动环保与气候政策、完善医保体系等——均得以体现，但具体实施方案里面，建制派的稳健节奏则压倒了进步派积极求变的锋芒。双方磨合与妥协的结果是，进步派的实质政策诉求被淡化和削弱，在短期内得到落实的机会不大。如拜登在2020年大选的首场两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明确表态：“现在，我就是民主党。”可以说，进步派已经失去利用2020 年大选开启政治变革的机会。

二、美国进步政治的推动力量

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描绘的政治周期，2020 年本来很有希望成为美国政治求新求变的历史性节点。从现实政治的发展来看，21 世纪的进步政治自“占领”运动开始萌芽，而后经过多年的力量蓄积，也的确形成了足以改变政局的冲击力。

推动当今美国进步运动的核心群体是千禧一代（1982—2000 年出生）和Z 一代（2000 年之后出生）这两代年轻人。2020 年是所有千禧一代均超过法定投票年龄门槛的首次大选。这一代的总人口数量超过1 亿，其中合格选民数量达到9000 万，占当前美国选民总数接近40%。按照此前的青年人口投票率推算，2020年实际参与投票的千禧一代有可能超过5000 万，估计能占到实际投票选民的36% 左右。在他们之后的 Z 一代虽然大多数还没有获得投票权，但在近年出现的要求重视气候变化的示威活动、由佛罗里达州帕克兰高中枪击案引发的全国范围控枪游行等社会行动中，他们已经是活跃的中坚力量。而且据美国媒体报道， 已经获得投票资格的 Z 一代在2020 年大选中参与投票的意愿比往年18—20 岁的同龄组高出10 个百分点，其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令人惊讶。

各种社会调查和媒体报道都一再显示，年轻两代人最突出的政治倾向就是关注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支持政策创新与制度变革。民权运动之后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使得多元、平等成为他们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对各种社会文化平权改良由衷赞同。2008 年选举当中，先期获得投票权的千禧一代以64% 对32% 的压倒优势支持奥巴马，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色人种总统的诞生起到关键的助推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年轻人的关注焦点开始由文化课题转向经济议题。他们之中不少人背负沉重的大学学费贷款，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进入就业市场，工作稳定性、薪资待遇、成长空间都明显不及他们的前辈，生活质量远远达不到预期。个人经历的挫折使他们对市场分配财富的能力充满怀疑，因此欢迎政府介入、呼吁采取公共政策来纠正不平等现象。自里根革命建立的警惕大政府的右翼保守叙事对年轻两代而言已经苍白无力，他们看到更多的是过度放松管制导致贪婪狂妄在管理层和极富人群中蔓延，直至引发金融海啸，迫使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中下层民众承担后果。桑德斯等进步领袖主张的免除学费贷款负担、提高最低工资、实现全民医保等系统改良政策，恰好针对他们最关注的基本生计问题，因而激发了他们的强烈支持。以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为代表的活跃分子由此投身政坛，大胆寻求政策创新。这批进步政治新人追随桑德斯，毫不掩饰地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冷战意识形态之争遗留的种种禁忌对他们来说已成过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加拿大的医保加瑞典的福利制度”。2019年夏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则显示，他们的态度代表了同代人之中的多数意向，有58% 的受调查年轻人（18—34 岁之间）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政策可能有利于美国。当有学者主张将这些改良政策称为“进步资本主义”的时候，估计这些年轻人也不会表示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过时的意识形态标签远不及政策的实质内容和效果重要。

在年轻人之外，美国新世纪进步政治的支持者还包括两个关键群体。一是急于寻求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少数族裔。无论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当中，少数族裔社群都不成比例地承受了最沉重的打击。而美国社会长期遗留的种族偏见使他们的困境固化，警法系统中漠视乃至蔑视其基本公民权利的风气屡禁不绝，不断加剧他们对不公正待遇的愤懑。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再收紧移民政策，在种族问题上态度暧昧，当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时忽略起因、一味主张强力镇压，某些言论甚至偏袒借机生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种态度和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少数族裔的情绪，激发他们推进制度变革的斗志。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亚利桑那州在近年选举中的转向。该州本是长期支持共和党的坚定红州，自1952 年以来只有一次在总统选举中倒向民主党，但在围捕非法移民的州法案刺激下，拉美裔社群自下而上组织起积极的行动网络，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击败著名共和党议员和警督，在2020年的大选竞争中帮助拜登建立民调领先。

另一个颇受关注的群体是郊区中产阶级。40多年前，郊区是保守派的代名词，尼克松动员“沉默多数”的理想场所，里根发动保守文化反弹的社会基础。但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却逐渐改变了郊区的财富来源、人口组成、教育和文化倾向。特别是全球时代到来之后，郊区中产阶级加入高端服务业的扩展，对社会多元化、文化宽容交流习以为常。但在全球化收益分配的过程中，他们又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经济财富、特别是资本性收入高度集中于顶层1%人群手中，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演变成难以跨越的鸿沟。所谓社会流动性削弱、“美国梦”终结不只是美国底层的噩梦，也越来越明显地困扰着中产阶级。如知名政评家海耶斯（Chris Hayes）所言，“占领”运动的爆发提供了新的文化意义上的社会分层标准，把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相对无权的中产群体与极富顶层准确地区分开来。哪怕是上层中产家庭，也开始批评制度性偏袒，质疑顶层群体以放松管制为口号扭曲规则，依靠政商勾结的权力垄断破坏公平竞争。特朗普大声疾呼“排干沼泽”、打破建制派垄断，一度对中产群体产生吸引力。但他在上台之后非但没有终结华盛顿的腐败现象，反而使权钱交易更加大行其道。特朗普本人曾拒绝将家庭资产委托独立基金管理，其家人更是毫不避嫌地同时打理白宫政策和家族企业，各种疑点乃至丑闻连续爆出，他任命的政治官员上行下效、干脆不经旋转门直接公私兼顾甚至公权私用，招致郊区中产阶层的强烈不满。同时，特朗普强调的制造业回归与中产阶级的经济理性并不相符，他们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产业升级的必要和可能，对特朗普政府扰乱全球经济秩序的做法难以接受。2018 年中期选举中，郊区中产阶级脱离特朗普阵营、转而支持进步派人士的趋势广受关注。1 最戏剧化的例子是一度曾被里根赞誉为共和党人可以终老的保守派大本营——加州橙县（Orange County, California）。2016 年橙县6个联邦众议员议席还有4个归属共和党，到2018年6席居然全部被民主党占据。

应当指出，因划分标准不一，支持美国新世纪进步政治的三大主要群体肯定存在重合的部分。在主要群体之外，也还存在来自高学历人群、文化知识阶层、社会权利弱势人群等次要社群，他们共同组成了推进美国新世纪政治改良与进步的阵营。

三、美国进步政治的阻碍

尽管进步运动基础广泛，近年来的声势渐强，但迄今为止仍不能定义美国政治讨论的主题，在2020 年选举当中已经事实上失去了启动进步变革的时机。其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首先，在多元化的进步阵营内，对于经济课题与社会文化课题孰先孰后，各个群体的看法存在微妙且重要的分歧。一方认为经济机会平等是社会权利平等的根基，重建大众分享的经济繁荣之后，各种文化多元政策才有持续推进的空间；另一方则关注弱势群体、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社会权利保障，认为在基本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应当以消除系统性压制和歧视为优先事宜。拜登选择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D. Harris）作为竞选搭档，有效地吸引了部分进步派的支持，但也被批评是重走身份象征政治的老路、回避经济社会实质问题。说到底，正是进步派本身意见不一给了建制派继续掌控发言权的机会。

其次，进步改革的目标对象——美国的大资产阶层，人数虽少但能量惊人， 其运用体制维护既得利益的安排可谓盘根错节，对进步政治的反击迅捷高效。近半个世纪右翼保守势力的深耕，使得美国的大资产阶层在社会文化论争中游刃有余，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占尽优势。尽管特朗普总统习惯性声称美国媒体弥漫自由派偏见，但真实情况是在经济政策讨论中亲市场、亲资本、反对政府管制、质疑社会再分配的逻辑明显占据主导。在这种气氛下，进步派政治领袖的政策主张受到不成比例的批评甚至拷问。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倡导的绿色新政被描述成扼杀经济成长的空想；桑德斯主张的全民医保被认定将造成联邦财政破产；带有学者气质的沃伦因为尝试提出各种务实解决方案遭到的细节质疑也最多，最终被指责医保计划开支无法保障而失利。相形之下，如美国网评指出的，特朗普在力保旧能源、冷落新能源产业时没有被追问经济得失细节，他在没有替代计划的情况下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也未被指责为扰乱经济秩序，特朗普推出的减税法案导致财政赤字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所谓繁荣阶段就重回年度万亿美元水平、到被迫发起紧急救助达到和平时期从未经历的历史高点，但是美国右翼只要复述减税推动增长、增长扩大税基、赤字再多也能逐渐消失的假设推理，就没有多少媒体追究他彻底紊乱财政纪律的责任。

反观历史，对照就更加强烈。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提出反垄断反托拉斯的口号之后，资产阶层很快处于被动，交通、能源、公用事业的垄断企业要么被拆分，要么被限制，政府管制顺利启动，推动平等再分配的累进税制也以修正案形式写入宪法。而新世纪进步政策讨论中，沃伦、桑德斯拆分大型金融机构、拆分大型科技公司的提议遭到正面阻击，各种行业独角兽都坚称自己并未妨碍竞争， 并反过来把破坏自由市场的帽子丢给政府监管机构。今日大资本阶层的能量一方面依靠里根革命以来长期培植的组织资源、智力资源和政治网络，另一方面来自金融产业进入全球经济时代以来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建立的核心地位。长期过度金融化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产业与企业文化，以资本收益为轴的评价标准使生产与融资的关系失衡， 金融理念替代经济理性进而主宰政策讨论，与超富阶层主宰资产收益互为表里，形成了牢固的既得利益堡垒。在他们负有直接责任的金融海啸当中，大资产所有者能够保持财富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意外危机当中，他们再次实现逆势暴富，美国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完成的财富不平等报告（Billionaire Bonanza 2020）显示，2020 年3—9 月643 位最富有美国人拥有的个人财富合计增长29%。如此惊人的财力可以支撑他们轻松压制进步派挑战。在美国国会出现限制股票回购声音的时候，高盛公司公开发表报告警告说这会导致股市崩盘。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领先的时候，华尔街咨询机构推出所谓“桑德斯恐慌指数”，等于威胁民主党如果选择桑德斯则将站在资本的对立面。

最后，新世纪的进步主张未能赢得美国底层的普遍支持，其中白人底层群体更是大批站在反对一方。这是特朗普2016年选举获胜以来，学术界和政策界热议的现象。比较流行的解释是白人底层的文化认同压倒了他们的经济理性，他们被资产阶层及右翼势力操弄的社会课题所吸引，特别是其中的种族意象煽动了他们的恐惧与仇恨，使他们成了帮助1%超高收入群体对抗进步改良的草根力量。如果将这个判断进一步精细化，就会发现白人底层的立场并不完全违背其经济利益，因为他们在20世纪进步时代的社会经济处境与今日相比存在关键差异。得益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到30年代建立的社会安全网，白人底层获得了基本生活的保障，哪怕在里根革命提出改革“福利政治”之后，各级政府依法承担的强制保障责任总体上也未被触动，从进步到新政形成的政府监管体系也依然可以有效保证中小企业生存的基本环境，保证公共物品基本供给。在生存底线无忧的背景下，白人底层、特别是生活在内陆乡镇的白人底层，对新世纪进步派大力抨击的经济不平等缺乏切身体会，难以产生百年前那样要积极解决再分配问题的紧迫感。

与此类似，部分中下层中产人士的经济感受也相当复杂。新政之后美国公司制度的变革使中产阶级获得了在大企业内部升迁发展的渠道。全球化经济阶段中小企业可能很难成长到与行业垄断企业抗衡的规模，但至少在科技、文化等高端服务产业，它们可以依靠产权保护制度在产业链中保有一席之地，或是期待在并购出售过程中获得财富收益。百年前的反垄断口号能够一呼百应，是因为它迎合了经济自由、自主创业的传统追求，而今上升渠道的多元化却使得中下层态度犹疑不定。尽管桑德斯在“铁锈地带”各州一再宣传，也未能说服中下层多数和自己一起发起“革命”，恰恰反映了进步领袖的政治激情与草根阶层患得患失的心态。

总之，在美国新世纪围绕进步政治的角力当中，推动一方虽社会基础广泛，但内部隐含分歧；反对一方是超富人群与白人中下层的组合，这种组合貌似奇特，但动员更充分且资源雄厚。即便在民主党内部，前者也很难形成必胜的声势，在取代特朗普的大局考虑之下被迫让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今昔各异的时代环境

如果以更长期的历史视角和更广泛的全球视野来评价新世纪美国进步政治所处的环境，它所面临的不利条件要更为明显，尤其是与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相比，两者形成鲜明对照。

其一，美国的历史特点与政治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应对现代化挑战，而不容易克服全球化带来的困难。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是时间性断裂；全球化则是在创造虚拟时空的同时，造成地理空间的割裂（或称非地理性重组），如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描述的：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与乡村小镇在社会文化上距离不断拉大。众所周知，美国是在相对简单的社会分层基础上建国建制，历史文化包袱与欧亚大陆各国相比更是明显轻微，所以在19世纪后期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和之后20 世纪初的进步政治改良中，美国可以轻松摆脱前现代的历史路径束缚，大胆创制创新，更灵活地解决现代化课题。

而在当今的全球经济时段，美国分权制衡的联邦制度却成了它克服空间割裂的重大障碍。“圣经地带”（Bible Belt）长期被基督教基要派控制，反科学教育盛行；南部各州为抵制民权运动在治安、教育、社会平等诸多问题上宣扬地方自治，将终结种族隔离制度斥之为“自由派知识精英阴谋”，由此形成对历史的扭曲解读；里根当政时期在“新联邦主义”的旗帜下推行权力下放，保守右翼虽然无力改变全国范围内的平权趋势，但在其可以控制的地方权力范围内，借生育权、性少数群体平等一类的争议话题渲染恐惧感，由此形成反智话语体系。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并无自上而下推行统一教育标准的权力，基础科学知识、基本公民常识、社会共识底线在近半个世纪里已无法深入内陆保守地带。教育落后、缺乏人力资本基础使这些地区无力跟上全球经济时代的步伐，被全球时代抛弃的怨愤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文化保守心态，由此形成的“落后—抵抗”闭环很难被打破。因此，新世纪的美国进步政治很难像百年前那样形成全国性的草根大联合。

其二，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信息技术时代已经由平等赋权的第一阶段转入长尾效应显著的第二阶段，其分界点可以粗略地定在2008—2012年。在这几年中，智能手机迅速流行，社交网络改变了大众沟通渠道。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技术变革更鼓励社会政治跨越边界的交流、对话、碰撞；到了后一阶段各种少数边缘群体的聚合与自闭则成为普遍现象，由此造成的信息隔绝、社群互斥、主流共识难以推广等问题使得大众舆论场碎片化，也改变了政治对话的规则。如美国媒体人士福尔（Franklin Foer）指出的，脸书公司（Facebook）等科技独角兽秉持的算法以简单关联性替代因果关系论证，将真正的思想和逻辑排除在求知过程之外，其影响可谓立竿见影。慎思明辨、真知灼见的影响力被削弱，自封的民粹领袖反而得以用简单话术煽动少数群体的狂热，再依靠技术塑造的封闭舆论空间维护他们的强势臆想。百年前进步时代引领美国基层民众的思想者在当今的舆论环境中很可能会在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声中败下阵来。当扎克伯格和贝索斯一方面动摇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拒绝分担新闻守门人责任的时候，“另类事实”就能够充斥舆论场，今日进步派领袖无法将自己的真实信息和成熟理念传达至基层，在政治辩论中间也就很难占据优势。其三，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在百余年间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对其内部进步势力同样不利，进步派人物从百年前屹立时代潮头沦落至今日外援断绝、在国内逆势求变的境地。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美国自视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是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对欧洲同时进行的政治改良、经济管理、市政革新等探索充满好奇，在思想与哲学讨论中更是虚心向其他国家的学者学习。如著名历史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评价的，当时美国的一流学者追求的是世界主义智识，他们心灵的形成深受欧洲主要社会理论家们的塑造，于是能够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在新型全球环境下的位置和责任。他们日后在美国开启的进步改良既响应了世界政治潮流，也因其实用和创意引导了世界政治的变化。

20世纪后半期美国获得国际体系主导权之后，其领导层的心态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自得与自满情绪弥漫，惯于充当世界政治的引导者，忽略了解其他国家的变化，更难采取学习姿态；另一方面受冷战意识形态对抗影响，对“非美国”的思想与社会探索充满质疑甚至敌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保守派因此成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挑起对抗的主力。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冷战高潮期，

他们通过调查“与欧洲左翼的可疑关系”成功地将自由主义主流污名化；到了80年代的新冷战阶段，他们宣扬“与苏联帝国的历史性对抗”从而占据政坛优势；延续到冷战后的舆论场，他们又借反恐战事之机发动新保守主义攻势。保守右翼已经把传统的美国例外论阐释为美国优胜论，作为拒绝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最佳盾牌。在这种情势下，美国进步派如果再像百年前那样引述外国经验或谈论世界变革潮流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反而招致猜疑嘲讽。在自认伟大的喧嚣声中，承认不足、尝试改进的努力很容易被压制。

五、结语

进步政治未必是解决当今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也未必是突破其政治僵局的唯一通途。但新世纪进步政治在美国屡遭挫折，尤其是被明显更差的政策思路压制，其中暴露的美国制度与文化顽疾令人惊讶。置诸全球背景下，进步改良所处的不利局面更发人深思。如果世界政治失去方向感或者更糟糕地倒向错误的方向，寻求和平与繁荣的国际秩序难度可想而知。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治面对的挑战具备普遍性，它的应对过程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它最终的选择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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