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世界杯比篮球还火(为什么足球比其他球类运动魅力还大？)

首先，因为足球是世界上最没有门槛的球类运动。

别的球类运动，要么对装备有要求（乒乓球）、要么对静态天赋有要求（篮球）。

唯独足球，既对静态天赋没有硬性要求（下图是 18 年世界杯参赛选手的身高和体重，基本上就是正常人身高体重的正态分布），同时对置办装备也没有什么门槛（有个瓶盖就能踢起来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就能吸引最广大的群众。

其次，足球属于人民、足球队属于社区。

足球是一种典型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运动。

从有现在足球这项运动以来，足球队和社区居民就是一种共建的关系。

一支俱乐部甚至国家队的建设核心不是成绩，而是它所构建的社区属性和身份认同感。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

目前可考的最古老的俱乐部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就诞生在以钢铁闻名世界的谢菲尔德（不锈钢的诞生地）。

足球俱乐部自诞生起就有了两个很重要的色彩：

• 工人阶级属性
• 社区属性

比如 2002 年从慈善盾改名为社区盾杯时（联赛冠军 VS 足总杯冠军），时任英足总发言人阿德里安·贝文顿就表示：

我们希望看到更名向这项游戏真正的英雄们（社区志愿者）因其出色的工作而获得认可。最早的一批足球俱乐部都有着强烈的社区属性，如这张伦敦地区球会分布图：

这是大伦敦都市圈的足球俱乐部们，每一家都有其自身的代表。

最能代表伦敦（The City of London）的地方都是金融家，没有工人阶级，自然也就不会有足球代表队；

而广义上的伦敦（Greater London）太大了，任何一支球队都只能代表自己的社区。

比如现在伦敦的一支名为 AFC 温布尔登的球队——“前身”温布尔顿足球俱乐部成立于伦敦西南莫顿郡内的温布尔顿。2002 年，当英格兰足球总会批准温布尔登足球俱乐部搬迁到白金汉郡新市镇米尔顿凯恩斯后建立，温布尔登的支持者为反对搬迁而创立属于自己的 AFC 温布尔登。对于将温布尔登移植到米尔顿凯恩斯，大部分的温布尔登球迷感到俱乐部不再代表温布尔登社区的传统及遗产，因此转而建立的新球队 AFC 温布尔登。

而伦敦另有一支比较冷门的球队米尔沃尔足球俱乐部，他们是由一群苏格兰船坞工人在位于伦敦东南部狗岛西端米尔沃尔建立的。

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伦敦有那么多足球俱乐部，却没有一支以伦敦命名的足球俱乐部的原因。

即便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英超，也一直将社区的建设作为联赛发展的重点之一。

英超有一个名叫“英超社区行动”的活动，就是以英超联盟为指挥中心，号召英国各级别足球俱乐部成为带动社区活动的核心力量。

根据我在英国做经纪公司的朋友的反馈，英国企业找代言，一般就会从社区培养的体育明星出发。

你去问伊斯灵顿的居民为什么支持阿森纳，他们会告诉你：

「从我爷爷的爸爸开始我们就是阿森纳的股东」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阿森纳的成绩再差，他们也不会去支持隔壁的热刺。

最近几年来，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柏林联盟的例子。

成立于 1966 年的柏林联盟第一足球俱乐部是一支将工人阶级的血统烙印在骨子里的球队。虽然球队的成绩并没有那么出众，但是球迷们始终坚定地支持着属于他们的球队。

在 2004 年的时候，俱乐部曾经陷入财政危机并随时可能解散。其实，忠诚的柏林联球迷发起了名为「为球队流血」的活动，通过为柏林地区医院有偿献血的方式筹集资金，捐给俱乐部以助其度过难关；

在 2008 年的时候，俱乐部因需要按新标准翻新主场再一次陷入经济困境，球迷们又一次挺身而出，在约 2000 个球迷无偿贡献了近 14 万小时的免费义务劳动后，球场改造计划顺利完工。

在 53 年的坚守之后，2019 年 8 月 18 日，柏林联终于站上了德国足球联赛的最高舞台。

这场比赛是柏林联合队史的第一场德甲主场比赛，柏林联的主场仅能容纳 22012 人，但在官方通报的上座率中，却显示了 22467 人。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柏林联在数据统计中算上了那些已经去世的球迷们——他们的亲友们带上了他们的遗像，在看台上高举着，让他们看到自己生前热爱的球队，终于站上了德甲的舞台。

除了社区属性之外，大量著名的球会战的背后，也都和历史与地理息息相关。

还是拿英超来举例子：

英格兰国家德比曼彻斯特联队 VS 利物浦，代表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处于竞争的城市的恩怨；

曼城德比曼联 VS 曼城，则代表了曼城人（曼城）和大曼彻斯特地区人（曼联）的龃龉；

玫瑰德比利兹联与曼联之争，最早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的玫瑰战争兰开斯特和约克郡之间的战斗；

而东北德比纽卡斯尔联 VS桑德兰，其背后则是保皇派（纽卡）与君主立宪制派（桑德兰）之间的冲突。

而这种历史恩怨又会衍生出政治 / 宗教相关的话题：

支持俱乐部的那群人，代表了他们持有相同的主张。

最火爆的例子莫过于苏超的格拉斯哥德比：

凯尔特人代表罗马天主教人口，而流浪者代表同市的新教人口。

除了宗教冲突之外，另一种则是一些俱乐部自带的阶级属性。

比如我在分析马拉多纳为什么会选择加盟那波利时就提到过：

马拉多纳一直鄙视权贵（也看不起身上「身上散发着浓浓香水味，官腔十足」的普拉蒂尼）。他以自己的血统与出身为傲，自称「cebecita」（黑小子）。

因此，马拉多纳加盟的都是平民球队，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力量：阿根廷青年人、博卡青年、巴塞罗那（巴萨那时候不是豪门）、那不勒斯、塞维利亚、纽维尔老男孩。

他曾多次拒绝河床的邀约——因为河床代表中产与富人，而博卡则代表穷人与工人阶级（这也是为什么阿根廷的国家德比是博卡 VS 河床）。按照马拉多纳的说法：「光荣比金钱更重要，所以我选择博卡，博卡需要我。」

直到现在，西班牙国家德比中西班牙民族主义 VS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意味也是一点都不少的。

加泰德比的另一个主角西班牙人队，于 1912 年接受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册封的球会在加泰罗尼亚德比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是臣服皇室的加泰罗尼亚角色（人家的全称是皇家西班牙人队！）

而日下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俄罗斯被 FIFA 和欧足联所抵制，而跳的最凶的就是波兰队和他们的队长莱万多夫斯基。

除了眼下的利益相关外，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数百年来的恩怨。

这种文化也不光国外才有，国内其实也是一样。

举个我自己主队的例子。

我为什么会成为申花队球迷？

因为我外公就是申花队球迷，我从小看申花队比赛长大的。

而在申城德比赛前，申花就会用「从小就是申花球迷」来明示申花对于上海人的意义：

第三，足球是体育运动中最接近战争的运动。

体育是对战争的直接模仿。

全攻全守足球的创造者、绰号「将军」的荷兰足球教父里努斯·米歇尔斯则更是直白：

足球即战争

他的足球哲学核心即是空间理论。在空间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两点：

• 进攻时要让球场空间变大
• 防守时要让球场空间变小

进攻时，球员要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和纵深，调动对方阵型横向移动，让对手球员间的间距变大，某个局部便会出现可利用空挡（进攻时要让球场空间变大）；

而防守时，则要利用压缩对手的空间，尽可能地让「更小」的球门直接暴露在对手面前（防守时要让空间变小）

这里就体现了足球赛场上的战争艺术：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的两种基本作战形式。 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谁在有限的赛场时间内掌握了更多的有效控球时间，谁就拥有更多创造额外空间的机会，谁就拥有更多破门的可能性。

因此，足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战略的博弈：

只要战术得当，即便生而为大卫，也能有机会战胜歌利亚。

第四，足球是世俗意义上的宗教，拥有强大的救赎力量。

「我的国家曾经处在战争的状态，局势紧张。我关心我的祖国，我为祖国做了我必须做得事情。国家是分裂的，唯一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就是足球。」

在科特迪瓦3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存着 2300 万饱受内战之苦的人民。唯有足球，才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暂时忘却现实的苦难。

1978 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阿比让——他自小因内战移民法国，享受着法国的精英教育。

转眼间，这名婴儿成长为了足球运动员，并受到了法国国家队的垂青。

我曾有机会为法国效力，但是对我个人来说，代表科特迪瓦取得的成就，是在法国做不到的。

为了祖国，他拒绝了法国队的邀请，他的足球生涯目标只有一个：

带领科特迪瓦队站上世界杯的舞台。

2005 年 10 月 8 日，科特迪瓦 3 比 1 战胜苏丹，历史上首次进军世界杯决赛圈。

赛后，队长德罗巴邀请特迪瓦国家电视台摄像进入更衣室，向整个国家吐露心声：

科特迪瓦的民众们，从北部、南部、中部到西部，我们今天证明了所有科特迪瓦人都可以共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获得世界杯决赛资格而一起踢球。我们向你们承诺，庆祝活动将使人民团结起来，今天，我们向你们跪下祈祷。

这时，整支科特迪瓦队跪了下来：

一个拥有如此多财富的非洲国家绝不能陷入战争。请你们放下武器，举行选举。

宽恕我们吧！

这一平常的话语，在德罗巴的嘴中，却显得如此地震撼人心。

时隔半年，在非洲足球先生的颁奖典礼后，德罗巴再次像总统巴博提出请求：

希望您能以您的特殊身份，将下一场非洲国家杯预赛安排在反叛军占领的布尔凯地区举行，这是不容错过的最好和解机会。

这样的表白深深打动了双方，那场比赛也如约而至。

2007 年 7 月，德罗巴带领科特迪瓦队与马达加斯加队如约在布尔凯球场开赛。

赛前，德罗巴独自拜会了反叛军首领索罗，并赠给对方一双绣有索罗名字的球鞋，还有一句期待语：为了和平而团结。

最终，科特迪瓦 5 比 0 战胜马达加斯加。从单纯的竞技层面上来看，这场比赛乏善可陈。但是，科特迪瓦当时《博爱晨报》和《象牙晚报》，都选择了同一个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场现在看起来对科特迪瓦来说意义深远的足球比赛：

《足球魅力的胜利——5 个球，抚去 5 年战争的痛苦》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景，我看见，人们唱起国歌时都热泪盈眶，那一刻，没有敌人只有同胞，也让我更加坚信足球的魅力。

2010 年，科特迪瓦恢复大选。

「感谢德罗巴，我们的国家将重新统一。」

最后，足球始终与民族荣耀暗中相通。

在体育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体育与民族主义。

在和平年代，最大众化的民族主义行为即表现在体育赛事之中：

通过体育赛事来团结人心，从而激发民族自豪感。

而在众多的体育赛事中，最能被广泛接受的与集体、族群、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结合的运动形式就是足球——这也是足球可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根本原因之一。

目前，世界上共有 197 个主权国家，而 FIFA 一共有 211 个国家及地区的足球代表队。

这本身，就可以说明足球这项运动对于绝大多数民族的重要意义。

足球的发展历程，契合了有关社区、国家和民族间的身份认同，暗含了国际政治、阶级斗争、民族独立等左翼话语；

足球场上的剑拔弩张，则强化了民族的自我想象与建构；

而足球队的风格，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各民族的特色风格。

现代足球的商业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俱乐部的社区意义，但是没有办法消弭民族和国家的群体认同感。

因此，足球比赛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在塑造民族和国家凝聚力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国与国的赛场上，即便在个人色彩愈发重要的当下，个体也乐意将自身置于某个强大势力的旗帜之下。

而这面旗帜最终成为了族群的精神寄托。

综上，

「Somebody said that football'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to you, I said 『listen, i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